六

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卡爾布勒斯曾說，世界經濟總會在某個地方發生泡沫。17世紀30年代的荷蘭曾發生盲目投資郁金香熱；18世紀初的英國發生過殖民地開發投資熱，聰明得能從苹果落地中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牛頓竟也卷入其中而飽嘗『套牢』之苦；20世紀初期，『一戰』後經濟空前繁榮的美國，在1929年10月24日經歷了所謂『黑色星期四』的股市暴跌，由此引發世界性的恐慌；這20年來全球最大的經濟泡沫，則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的日本，其後遺癥至今是日本人揮之不去的夢魘。

日本的經濟成功似神話又不是神話，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最大的貿易出超國，從而使日本人意識中根深蒂固的『日本天下第一』的觀念，膨脹為浮現在列島上空的一片濃濃的大霧。

那位原是國內某大報的記者、迄今在日本定居了18年的朋友，給我描繪了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她猶如一個孩子走進五彩童話世界的強烈眩暈：政府有錢，企業有錢，百姓也有錢，好像做什麼生意都能賺錢，真是滿天都有錢在飛。當時她初來乍到，沒有多少錢，心裡又多少有些打鼓，只是做名翻譯，跟著一撥撥的老板，在東京這座摩天大樓的海裡熱帶魚似地翩翩來去，可最多的時候日薪一百萬日元，折合人民幣七萬多元，老板們能賺多少，那就可想而知了。她的一個朋友去炒地皮，事先並沒有去看它在哪裡，大概是個什麼情況，那塊地皮也在天上飛來飛去，一開始它可能價值1億日元，飛到朋友手裡已經是12億日元，而最終可能炒到20億日元。誰都堅信：在日本這麼個彈丸之地的島國，又尤其是在東京，地產的投資不但是最保險的，而且土地的昇值也是無限的。1986年起，最初是東京地區的地價急劇上漲，隨後漲價風潮蔓延到大阪、名古屋一帶及其他大城市。此後5年裡，東京的商業用地價格上漲了3．4倍，住宅地價上漲了2．5倍。大阪商業用地上漲了3．9倍，住宅地價上漲了3倍。東京銀座4丁目的地價暴漲到每坪（3．3平方米）1．2億日元，合人民幣近900萬元。東京一個千代田區的土地總值竟與加拿大相等，日本的土地總值也達到了面積為其25倍的美國的兩倍。

由於戰後半個世紀日本的經濟成功似神話又不是神話，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和最大的貿易出超國，從而使日本人意識中根深蒂固的『日本天下第一』的觀念，膨脹為浮現在列島上空的一片濃濃的大霧，無論是政治家、銀行家、大公司總裁，還是普通的白領藍領，都大大消退了懮患意識。政府鼓勵國民投資和高消費，銀行不但不嚴格對信貸的管理，反而貸款的口子開得大大的。稻見健二先生，是那天開車陪著我在東京轉悠的一個小企業老板，他也一口氣從銀行貸了1億日元，買下了公寓樓的兩個單元。過去人們是為了解決住的問題而購房，現在卻是為了投資而購房，許多人為手裡擁有兩、三套房子而滿面紅光，恍若手裡已牢牢握有一把幸運的鑰匙。似乎每個日本國民都有機會接到天上嘩嘩下著的金幣大雨，大量資金在短期內湧入股票市場，推動了股價上漲，使股票總市值在1986年末到1989年末的幾年間，上漲137％，日經指數從12000點炒到40000點。在此期間，由於股票價格不斷上漲，與分紅額相比較，日本的股票價格相當於美國的7倍以上。

股票和房地產價格的急劇攀昇，通過資產效應刺激消費者的消費欲望，資金更如泄洪一樣湧向高爾夫球場會員權證、高級轎車、名牌商品、名人繪畫、古董等特殊商品。不會打高爾夫球的人去倒高爾夫球場的會員證，不懂畫的人去倒畫。常常是高爾夫球場還趴在圖紙上，那會員證已轉了七八個人的手。某個當代畫家剛剛在畫廊、畫展上炒熱，炒家們便商量如何盡快將他變現為東山魁夷的高含金量。稻見健二此時仍未發現自己站在一片隱隱裂縫的冰面上，他又先後花400萬和200萬日元，買了兩個高爾夫球場的會員證。他的錢來得不易，他的兩個小公司主要是在印務技術的刷新上賺點心血錢，有時下了班來酒吧喝酒，他累得很快便倒在椅子上打起了呼嚕。他算是小心的，要的兩個球場交通位置等條件不是很好，兩張會員證又是潔白的『處女』，因其便宜，會員證便像兩只始終牽在手裡沒有放出去叼兔子的鷹。許多本本分分的日本人和他一樣，今天的所有心思與努力都是為著明天，但也有不少日本人因錢來得太多太容易，變得隨心所欲，他們吃喝嫖賭，無所不為，極力去透支明天乃至下一輩子的快活。銀行也利令智昏，支持人們去快活，有人在韓國賭博，晚上幾個鍾頭就輸了兩千萬，他打個電話給銀行，叫送兩千萬元過去。銀行備好錢，送到機場，搭上當日飛韓國的最後一個航班，零點前，錢就送到了此人入住的酒店……

第一條裂縫起於哪裡呢？1985年9月，發達國家5國財政部長會議達成促使美元貶值的『廣場協定』，日元對美元一下昇值38％，導致出口競爭力減弱。次年，為了激活國內經濟，日本央行放松銀根，不斷施行低利息政策，連續5次調低利率，使之從5％下降到當時的歷史最低點2．5％，為了彌補低利息的虧損，這又迫使銀行資金大舉湧出。一方面，銀行資產大幅增加，過去只是大企業，現在中小企業也從銀行大把大把借錢，汗氣騰騰地炒股票、炒房地產；另一方面，銀行負債也因存款激增而大量增加。但無論是存款，還是資產與負債，全都是泡沫。因為銀行借錢給炒家，創造了一堆泡沫；這些人把炒作賺來的錢存到銀行，也是一堆泡沫。這就像國內的某些上市公司，一方面是炒股票、炒房地產、炒虛假概念所帶來的利潤虛增，另一方面是所謂的權益虛增，兩邊同時虛增，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橕不住了，資金鏈終於發生斷裂，隨之看到的就是一串多米諾骨牌———上市公司垮臺、母公司垮臺、券商垮臺，銀行頓然成了永遠討債無門的『黃世仁』……

直到1989年年中，日本政府纔悚然一驚，列島已成了一塊處處有裂縫的大浮冰。

對於稻見健二先生，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當年他的境遇，一是『手腳冰涼』，二是『欲哭無淚』。

從毫無根據的『世界第一』，到『日本土地只會昇值』、『日本銀行不會倒閉』，都被證明只不過是一種夜郎自大的神話。

日本央行從1989年5月底至當年底連續3次提高利率水平，官定貼現率昇至4．5％。其後政府對土地所有者征收地價稅並對房地產開發融資實施總量限制，切斷了從金融機構向房地產開發商的無序資金供給。但防范已晚，大勢已去，抵不住泡沫紛紛破滅，日本是在一地雞毛的社會圖景中迎接又一個千年的到來。股市應聲而跌，房地產市場一片蕭條，銀行呆賬、壞賬森然赫然。據官方公布的材料，1992－1999年日本全國銀行累計不良資產達65．7兆日元（一兆為一萬億），佔到了GDP的13％。企業破產此起彼伏，日本證券業四大金剛之一的山一證券似巴格達街頭薩達姆高大的塑像頃刻轟然坍塌，接踵而至坍塌的有三洋證券、北海道拓殖銀行、日本長期信用銀行、日本債券信用銀行，最後連名震全球、曾被拍攝成電視劇並稱之為『阿信奇跡』的『八佰伴集團』也未能幸免。企業倒閉的風潮大大提高了失業率，這在歷來以企業為大家庭的日本，對於員工心理的巨大衝擊不言而喻。自殺不過像從樓頂落下個啤酒瓶子，人們看一眼，便匆匆離去。宏觀經濟指數也在快速下降之中，GDP的增長下降到1．2％，這在戰後的大半個世紀裡從未有過。

對於稻見健二先生，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當年他的境遇，一是『手腳冰涼』，二是『欲哭無淚』。他死攥在手裡的兩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最後加起來只值5萬日元。他買下的公寓樓裡的兩個單元，市價跌去了三分之二強，還沒有人接盤。他只有租出去，每月租金20萬日元，但每月他償還銀行就得70萬，實際上是每月得倒貼50萬。如此倒貼法，得做上20年他纔能還清銀行的債務。

日本人的某些習性為之一變———過去許多城市的人瞧不起名古屋的人，後者因為精明又節儉，存款在日本是最多的。不少企業的產品都先在這裡試水，認為只要在名古屋能賣出去，就一定能在列島跑火。其他城市的人，尤其是東京、大阪人生活一向優裕，買東西不怕貴，只怕不好，或者不時髦。20世紀90年代以後即使是東京、大阪人，一般來說，也變得和名古屋的人一樣花錢摳門，他們越來越有興致買便宜貨了。在東京上野有一條街，人頭黑匝匝地攢動，節假日更是水泄不通，幾年下來，竟然完全成了中國貨的一統天下。在京都等一些城市，一到晚上9時，超市的貨架上不少生鮮食品就貼上『降價20％－50％』的標簽，這時你很容易看到不少家庭主婦手抓推車等在一旁，其神色頗似站在起跑線上聆聽發令槍響的運動員……這一些在20世紀80年代裡都是無法想像的。

社會的某些風氣也為之頹然———在日本已呆了18年的那位朋友告訴我，她剛來日本時，極少聽說或者在媒體上看到有什麼犯罪的事情。走進商場、超市，許多商品，包括價值不菲的一些小家電，就這麼隨便放在貨架上，隨顧客怎麼試，拿到哪裡試。現在則犯罪不是新聞，哪一天報紙、電視上沒有犯罪的消息那纔是新聞。原本春風怡蕩的商場、超市，據說開始時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外國僑民做三只手，後來有些日本人也順手牽羊，現在牢牢拎住商品的一條條鏈子，透射出其目光裡有了凜冽之意……

這十多年來，日本內閣變換得如走馬燈，政治家們的折舊率大大加快，90年代中期上臺的羽田孜首相在位僅僅3個月。歷屆政府都使上了吃奶的勁，但屋漏又逢雨潑，先是東南亞金融風暴，不久以IT為標志的納斯達克股市暴跌，再有美國『9·11』事件的衝擊，隨後又在日本境內發現瘋牛病……導致日本經濟在出現了戰後最短的景氣增長（1999年3月－2000年1月）周期之後，又陷入了戰後最差的連續兩年負增長的低谷之中，2001年GDP的增長率竟為－0．9％。

1995年12月31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了題為《日本神話消失的一年》的社論，社論指出：在日本人意識中根深蒂固的『日本名列第一』觀念，在所有領域在這一年中都被吹得煙消雲散。從毫無根據的『世界第一』，到『日本土地只會昇值』、『日本銀行不會倒閉』，都被證明只不過是一種夜郎自大的神話。1997年新年伊始，《日本經濟新聞》又推出長篇連載《來自2020年的警告》，明確提出日本若不重視眼前的問題，日本今後將趨於消失。日本京都大學的政治學家中西輝政，也以曾經稱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國』———英國為例，寫出《國家將亡》一書，全列島引起廣泛關注，此後關於『日本將在21世紀消失』的議論頻頻出現在傳媒中。

多少年裡，『太平盛世』曾經是那麼一件流光麗影，何等氣派的外衣，可說剝下來就輕易地剝下來了，不過是一層霉爛已久的糊牆紙。日本朝野終於從自己恭喜自己發財的一片喧囂裡，回到了結結實實的懮患之中。當局和眾多的國內外有識之士都在對這長達十餘年的經濟蕭條作出深刻反思，種種觀點不絕於耳：或認為日元昇值是泡沫經濟形成的觸發點，而當時日本政府和央行在國際貿易巨額順差的壓力下的政策失誤，則是導致泡沫擴大和崩潰的重要原因；或認為金融業發展滯後，銀行等金融機構對經濟的影響力過大，國際化和金融自由化突然而至，銀行放松融資口子，使資金大量湧入資產市場。而在泡沫破滅時，金融體系率先崩潰，對經濟造成沈重打擊。

更有論者將目光如X射線一樣打進了深層———日本現今的經濟體制，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機制，特點是政府強有力的宏觀主導和有限的市場競爭。其表現為日本經濟往往是抑制內部競爭、設置障礙阻擋外國企業進入、實行企業終身僱傭和年功序列制、舊財閥集團內企業之間交叉持股等等。這些曾導致日本戰後經濟騰飛的舉措，卻阻礙了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復蘇的步伐，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日本今天仍在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喧囂與浮躁吞咽苦果。在東京地區，約有三千座高樓雖不是爛尾樓，卻門可羅雀，空置無人。到2003年，已連續9年，銀行的利潤抵不過還待衝銷的壞賬。去年，日本政府出臺了《銀行法》，其中規定，如果你在銀行有一千萬日元以上的存款，一旦銀行倒閉，國家只能保證支付你一千萬，其餘部分哪怕是上億元，你也自認倒霉。所以現在許多日本人把錢分存在各家銀行，一旦某家銀行倒閉，自己的損失不至於太慘。存錢也變得心驚膽戰，存進銀行誰都怕碰上這樣倒霉的事情；不存銀行，乾脆把錢放在家裡，這樣又不安全，現在的小偷只要上門，往往可以偷到很多現金。2002年，厚生勞動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國民生活基礎調查，從中得知，在這一年日本每戶家庭的平均收入比上年減少2．1％，為589．3萬日元，這是連續第六年減少，也是自1990年以來首次跌破600萬日元。感到生活不易的家庭也連續6年超過半數，特別是有18歲以下孩子的家庭更是超過60％……

日本歷史素以悲情為文化底色，當日本這顆迷失的衛星又回到了懮患的軌道，將本國經濟負面問題說得太多，過於嚴重，亦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心境。我不懂經濟學，但以我在日本的所見所聞，我以為當今日本的問題，比起戰後這個民族在一片焦土上崛起的艱辛，只是小菜一碟。眼下日本經濟的緩慢滯縮，只是它長期奇跡般高速增長後的一次半是被動、半是主動的調整，（所謂主動，即是日本的許多企業，特別是制造業企業，借此機會進行了5－8年的產業結構調整，向亞洲等地區轉移生產，已成為企業提高競爭力的三大戰略之一。以豐田公司為例，1985年在海外生產的汽車只有13．6萬輛，1990年為67．8萬輛，2000年為175．1萬輛，去年則達到了255．8萬輛。這一高速擴張，不正在某種程度上表明，日本經濟並沒有癱瘓在床，它仍有著怦怦的血壓與脈跳。）不過調整的力度大了一些，外部的不利因素多了些，再經過日本朝野一些人有意無意的渲染，仿佛日本將從此一蹶不振。其實，今年以來，日本經濟已經走出了衰退的陰影，不僅出口大幅增長，企業收益提昇，設備投資增加，個人消費也開始回暖。盡管日本的有關經濟數據仍遜色於美國，但去年日本的GDP達到了2．7％，今年第一季度已昇到3％。

很可能這一切都是杞人懮天，乃至是聳人聽聞的預言。但它們肯定比事後付出巨大代價要好，尤其在中國，因為過去的代價付出太多、太沈，中華民族已瀕臨無代價可付的境地。

回到國內，我在google網站點擊了一下，發現以日本泡沫經濟為鑒、剖析中國當前經濟問題的評論連篇累牘———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從長期的經濟政策來看，出現過熱的根本原因是效率太低。前年中國的全部投資佔了GDP的42％，去年大概在45％到47％，而美國一般是10％，印度維持了跟中國大致相當的增長率，但是去年只用了GDP的24％來做投資。像中國目前這樣，增長速度雖然很快但是增長質量很差，很難長期持續。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資源緊缺的國家，更不能長期支橕這樣低效率的增長。

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許小年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指出：真正令人懮慮的不是中國經濟到底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而是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如果我們繼續依靠投資實現增長，外延粗放的增長模式再推行下去，中國步東盟國家和日本的後塵，陷入一場金融或經濟危機，並非完全不可能。

有不少論者注意到國內的房地產市場，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輪房地產投資大潮掃遍全國，所有人都抱定了地價只漲不跌的信念，這與當初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前夕的整體社會心態極其相似。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博士認為，國內住房市場的熱銷僅是以往『存量需求』的釋放，而不是潛在需求真正地轉化為有效需求。關於目前的熱點城市的房價，易憲容更是語出驚人：『這絕對是泡沫，這個泡沫肯定破裂，今明兩年中國必將出現大量負資產家庭！』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韓秀雲4月8日撰文：『當一些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外界的衝擊很有可能撕開信心的缺口，如果不能及時「止血」，經濟的崩潰並非天方夜譚。』……

竊以為，其實中國是很難與日本比較的，宏觀總量不好比，制度、環境不好比，微觀上也不好比，兩者不在一個數量級。僅說一個方面，日本的許多產品馳名世界，若入無人之境：豐田、尼桑、日產、五十鈴、松下、索尼、夏普、日立、NEC、西鐵城、精工、本田、鈴木、雅馬哈……即使在這十餘年的經濟蕭條時期，與許多國家相比，日本也有著強勁的出口產品競爭力。而在這十餘年的中國經濟的一片繁榮景象之中，中國有什麼世界知名的品牌呢？唯一一個是海爾，據說是打進了美國市場，在日本市場上卻沒看到。今天，遍及許多國家的中國商品都是沒有品牌的大路貨，在日本市場上總是和越南、印度尼西亞的商品擺放一起……

人們又很難不將這兩個國家聯系在一起———因業務每年都要飛上海一兩次的朋友告訴我，看到上海近些年魔術般地矗起那麼多直逼九霄的高樓，其中也有不少是空置的或少有燈光，她就有些擔心……

至今未到過中國的稻見健二先生問我：日本經濟泡沫的形成在民間是有些跡象的：開始是很多人打網球，不久又轉為保齡球熱，再後來成功人士紛紛以打高爾夫球為風尚……在中國，是不是這樣？

很可能這一切都是杞人懮天，乃至是聳人聽聞的預言。但它們肯定比事後付出巨大代價要好，尤其在中國，因為過去的代價付出太多、太沈，中華民族已瀕臨無代價可付的境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在日本呆了這些日子，過去有些紛紜、模糊的感覺變得明晰、敏銳起來———與國內大中城市裡時下層出不窮的時尚打著滾的張狂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國人對於日本的解讀卻過於停滯蒼白。

如果翻翻《元史》或《明史》，便會發現中國古代對日本的國情和變遷都缺乏深刻了解與認識，記載兩國間的往來、糾紛，也常常以不屑一顧的口氣，用『具各史』三個字一筆帶過，因此而鬧出一些笑話。日本卻大相徑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唐朝安祿山之亂，始於公元755年，次年6月即攻陷長安，安祿山本人又於757年初被他兒子慶緒所殺。這次事變影響極大，成為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但風雨蒼黃，事前誰也沒有料到，安祿山之死和長安的收復，也都是短期間的事。日本卻知道得很快，早在天平寶宇2年（公元758年）12月初，就收到渤海使者小野田守的一份相當詳細的報告。日本朝廷因此飭令太宰府，加強邊防，以防安祿山的叛軍如果西邊事成，會轉鋒東向，染指到日本，足見其深謀遠慮。

日本對當今中國的了解，因有著先進的科技手段，豐富的資訊來源，大概並不會比溫州人打聽滬上的樓市困難，在日本的報刊上，我曾看到這樣的文字：近幾年來，由於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中國一些地方只顧本地區的發展，無視中央政府的政令，隨心所欲地制定土政策，最終滋生經濟泡沫。去年以來，中央政府強調地方乾部不要只看本地區的GDP的『正確的政績觀』，中央的這一指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實，是中國避免經濟泡沫的試金石。（《世界周報》6月22日文章）稻見健二先生沒有上過大學，在日本人裡普通得像一滴水，他卻以一副哲人的面孔對我說：如果中國經濟這兩年走不好，日本的昨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我甚至有這樣的看法———明明『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難書，僅一次南京大屠殺，中國軍民被槍殺和活埋者達30萬人，日本的某些政客和極右勢力竟能對此輕描淡寫，乃至矢口否認；明明當今中國滿大街的日本汽車、滿商場的日本電器，日本獨資、合資的企業遍及大江南北，中國已成了日本最重要的海外市場與投資國，而且在眾多的國內網站上，仇日、排日、要求抵制日貨的言論山呼海嘯，橫刀躍馬，大有掐死日本在華的命穴、又將鮮艷的五星紅旗插到東京塔上之勢，可兩面應對的日本政府，和一些地方法院竟仍然在『二戰』時期中國勞工賠償、毒氣彈遺留、釣魚島等事件及最近中方提議由中日兩國聯合開發東海石油和天然氣問題上，對中國說NO，或者有意延置……除了其他原因，不能不說這裡面確有一些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對當今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生存方式的較為深刻的認知與把握。

倘若我們這個民族能像大韓民族一樣自強自重，高蹈遠舉，從政府到民間都以用國貨為榮，從政要後代到百姓子女都以報效國家為己任；倘若中國青年在若乾有關民族尊嚴的事件中至少也有人像韓國青年一樣站出來切指抗議，而不是像有些大學生今天游行扔石子砸美國大使館，次日在使館門口排隊等簽證的學生卻比滿地的石子還多……那麼，日本打量中國的眼光將一定會少去些閃爍不定、虛與委蛇的東西，而變得老老實實、明快暢達起來。

今天中日兩國相互的了解與認識，仍然是中國人落後於日本人，許多國人可能還趕不上一位曾在美國海軍服役、精通日語的美國人，他叫法蘭克·吉布尼。早在1953年，退役不久，他寫下了一炮打響的《日本五紳士》，歷經歲月如水的淘洗，去年12月此書於半個世紀後再次出版，被譽為『開始讓整個時代的人了解許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日本國。』書中，吉布尼將日本民族與其他民族相比較後得出的結論是：英國注重傳統，俄國強調心情，美國喜歡生活方式。日本則推崇精神，褊狹孤立而保守。而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他們不得不面對事實———一種令人頭痛的精神，不知自己該在哪個位置，卻惟恐別人取代自己所在的地位。無論日本人在何處，這樣的精神自會展現……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在日本呆了這些日子，過去有些紛紜、模糊的感覺變得明晰、敏銳起來——與國內大中城市裡時下層出不窮的時尚打著滾的張狂，形成了強烈反差的是，國人對於日本的解讀卻過於停滯蒼白。

當身穿和服的少女肩倚絹傘，徜徉在櫻花如霧的樹叢中，遠處是怡靜如初為人母的富士山，這難道不是一種達到極致的美？日本人既尚武又愛美，既好斗又十分有禮，既保守又易於接受新事物，既順從又不承認失敗，既有理性的綿密又有非理性的狂熱，既鑄劍般的堅韌，又花道、茶道般的優雅……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氣質，都令人不可思議地融合在日本民族身上。對於這一復雜體，唯有以多層面、有條理的切入和剖析代替籠統的、人雲亦雲的結論，以客觀、開放、溝通的心態取代總趴在意識形態之上的微觀眼光，以中國和平崛起的理性淘洗去因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而使某些人急劇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我們纔能從裡到外、從頭到腳看清這個身邊迄今總和我們恩怨不休，又讓我們羡恨不止的國家。其實再往深處看，在清光無極的星空下，大和民族身上也有我們民族的影子，兩者都歷經巨大苦難，都曾為癡醉神話而陷入全民族的狂亂，在各自曾經深重的罪孽後，兩者都未有過深刻的反省……

如何把握正處於十字路口的極為微妙的中日關系，這當然是政治家們的任務。但對於普通的中國人來說，我們應該以日本為鏡鑒，埋頭多做事，少揮灑唾沫，做不到的大話、迷幻自己的空話都不要說，說出來就一定要擲地有聲，板上砸洞。而且，面對海龜一般趴在太平洋的風濤裡總令人琢磨不定的日本，我們還須有緊迫感，不時在耳邊響起那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響遍長城內外的歌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我這樣說，並不意味日本會再度打到我們的國門口。如同中國人民決不願意再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天怒地怨、人神共憤的浩劫，我相信日本人民也決不會允許自己的國家重蹈軍國主義橫禍亞洲的罪惡道路。但眾所周知，比起外患來，時下的內懮更巨更烈，正是後者，讓我真切地感到，現在正是國歌唱進血脈的時候。（全文完）

五

對自己生命的翦滅，從理念到實施，都幾近一臺精確運轉的機器，更遑論在軍國主義的編碼下，一場侵略戰爭裡這臺高速運轉的機器對異國生命的撲殺！殘忍無疑是日本歷史上的標記與特征。

我的電腦裡保存了一些『二戰』時期日本侵略中國的照片，除了少數顯然是由日本軍方精心拍攝的，如：百姓夾道歡迎、稻菽裡皇軍與農家話說年成、士兵抱擁兒童在懷……一派王者之師、藹然陶然之景象。其他撲面而來的都是濃濃的血腥氣令人慘不忍睹。但我注意到，這些照片上的日寇官兵臉上的神情都大抵是平靜的，即使是剛進行完殺人比賽的野田岩、向井敏明兩個家伙亦如此，倘若不是他們穿一身軍服，還有長劍下滴著熱血，腳下滾著一顆顆雙目仍睜著的人腦袋，或者是一個剛被他們蹂躪了又給開腔剖肚的孕婦……人們或許還以為他們是站在剛摘了南瓜、冬瓜的菜園裡，至多是去後院裡殺了一頭豬回來。

平靜的屠殺比起亢奮的屠殺，更能揭示軍國主義罪惡下所深藏的一種道的滲入，這『道』自是武士道了。15、16世紀的日本，內戰烽火頻仍，武士及謀臣為各路諸侯、領主爭奪土地，問鼎江山，將兩百餘年的歷史擲去了腥風血雨裡。武士家族的小孩，從小就受切腹教育，7歲時男童給以短刀，女童給小匕首，教育他們要遵守武士的規范；男子15歲時，行授武士刀的成人禮，給一長刀用以殺人，給一短刀用以切腹。在成人禮中，男子受指導如何切腹，如何拔刀在自己肚子上的某個部位下刀，女子則教她如何為保貞潔而割自己的頸動脈。1856年1月，法國軍艦在大阪靠岸，有13個法國水兵入港後和當地武士發生衝突，法兵13人被砍傷，法方要求嚴懲有關武士。當時主政的德川幕府方面立刻有13名武士申請切腹表示負責。日方布置好精美的切腹儀式場後，邀請法方派代表前往監看。法方以為是參觀審判，到現場纔知道是動了真格———只見穿純白衣服的13名武士毫無畏懼，一個一個開始切腹，法方代表看得臉色蒼白，冷汗浹背，幾個代表當場嘔吐。切到第四人時，法方代表要求停止切腹，倉皇離去，事件即獲解決。

在日本關於闡述武士精神及其修身養性的大量典籍裡，流傳年代最長、最富影響的是《葉隱》，其作者是山本常朝（1659－1719），書裡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武士之道即知死之道』。延至當代，『知死』之人仍層出不窮：1997年日本經濟低迷，引咎自殺的人數大增，自殺者共有21851人，比前一年增加20％。1999年日本有22000人左右自殺，為交通事故罹難數的兩倍，其中仍以引咎自殺者為多，這種情形在其他國家極為罕見。對自己生命的翦滅，從理念到實施，都幾近一臺精確運轉的機器，更遑論在軍國主義的編碼下，一場侵略戰爭裡這臺高速運轉的機器對異國生命的撲殺！

殘忍無疑是日本歷史上的標記與特征。

即使是在和平年代，這二十幾年間給中國無償支援及無息、低息貸款加起來已達幾百億美元的日本，給中國人也很少有熱烘烘、亮堂堂的感覺。在網上，網民們在激烈地高喊『抵制日貨』、『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過日本灣，制造東京大屠殺！』……較有節制的帖子，也對日本人投之以刻骨的鄙視，例如『看日本人選美，還不如回家躺在床上看動物世界有意義……』在若乾個黃色網站，網民們發上最多的貼畫又罵得最厲害的，就是一個個裸體的日本女人，正如唐德剛先生早年的小說《戰爭與愛情》中寫到的一個細節：能操日本女人就是抗戰，就是救國，就是復仇雪恥！在官方媒體上，與中日建交後一段時間不同，那時唱的調子是中日友好，一如在中國的許多城市都建有中日友好醫院。現在對日本少有正面反映，不是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就是釣魚島事件。近來，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不斷挖出侵華日軍遺棄的大批毒氣彈。根據我國的統計，發現或者懷疑有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地區還有：安徽、河北、黑龍江、江蘇、吉林、遼寧、山西、浙江、江西和內蒙古等十幾個省區，其中以東北地區最為集中，毒氣彈總數約200萬件。此等人命關天且影響中國的穩定與發展的大事，日本政府卻反應遲緩，准備不足，日本諸多媒體視而不見，啞然失語。對此，6月24日的《環球時報》發表了以《日本為何這麼冷漠》為題的篇幅不短的評論。

在日本的日子裡，你懷藏的一顆大大咧咧又硬如核桃的中國心，總是會在某些時刻、某些地點為一些細節而感喟、感動。

很難說這是作秀，如果這一切都是作秀的話，那麼，春日的春草與細雨，夏天的蟬鳴與熱風，也成了作秀。你只能承認這是這個國度對國民的普遍尊重，對人性需求的全面關懷。

到了今天的日本，過去腦子裡關於這個民族的種種標記與特征，包括殘忍與冷漠，都會讓你的經驗性系統搖搖欲墜，如一架找不到機場降落的客機，如走進了蒙蒙水氣的浴室，你會一下子失去感覺，從而極大地挑戰你的理性界面。

眾所周知，日本人的鞠躬，無論是在次數上，還是力度上都是能進入吉尼斯紀錄的。日本雜志《現代》曾經作過一次統計，即日本人成年後每周要鞠躬多少次。統計表明———東京本廳神社的神道士每天平均鞠躬150次；新乾線檢票員平均2132次，他每檢一次票都要鞠一次躬；銀座百貨店的電梯女郎鞠躬次數最多，每天總共2560次，她們必須向每個進出電梯的人行90度鞠躬禮。鞠躬對百貨業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致許多商店買來機器人教店員如何行標准的鞠躬。《現代》還發現，婦女比男子通常多鞠躬35％；熟人之間在彼此相距約20米的地方就開始鞠躬了。小輩無論年齡、性別或社會地位怎樣，通常比長輩鞠躬次數多，而且鞠躬角度深，時間也長。兩個日本老婦相互鞠躬的情景，更是一場幾近用前額碰地板的戰斗，日本人有一個詞來形容叫『磕頭戰』。輩分小的低下頭，眼睛盯著地板，很難看清對方，如果對方不告訴她什麼時候可以起來，她很可能將她的鞠躬延長至5到10分鍾。參觀日本的多數旅游者都會承認，日本人是他們見過的最講禮節、最有禮貌的人。

或許，你會將這遍及列島一片片海浪般的鞠躬僅看作某種形式，將伴隨這鞠躬的一陣陣和煦的微笑，也視為腮邊嘴角插上的一支無根的塑料花，但在日本的日子裡，你懷藏的一顆大大咧咧又硬如核桃的中國心，總是會在某些時刻、某些地點為一些細節而感喟、感動———

到日本的第一個晚上，我們住在大阪關西塔門全日空飯店，同屋泡好茶，他立即就發現兩個茶杯的茶托顏色不一樣。臨睡時刷牙，盥洗臺上面擺放的牙刷顏色也有不同。凡住過國內飯店的人，大概都有同房人用混茶杯、牙刷的經歷。飯店叫早電話鈴聲音量輕柔適中，在寂靜的早上既能把旅客叫醒，又不會頓然一驚，頗像自家人笑盈盈提醒你『該起床』。過了幾天去富士山，下榻的是河口湖富之湖溫泉飯店，偶然發現電梯裡除門兩邊有兩排豎形鍵外，在一面牆上還有一排橫形鍵，大約只有一米高，恰好能讓坐在殘疾車上的旅客夠著。從大分到神戶坐船，四人一間，或六人一間，均為上下鋪。每張床都有床頭燈，分兩種光源：弱光、強光。而且每張床有一道布簾子可以拉上，旅客可以很方便地換衣服，整理東西。

每個公園或旅游景點都有免費的飲水機。街邊有自動售貨機，遍布城鄉，24小時可以買飲料。但如果買煙就必須用駕駛執照在識別器上掃一下纔能購買，既方便了成人又防止未成年人買煙。在鬧市，在冷清的小街，在飯店商場，在名勝遺址，無論走到哪裡，幾分鍾內總能解決『內急』。衛生間裡都備有在國內只有星級飯店纔會使用的潔白手紙。衛生間的硬件設備亦維護如新，光可鑒人，大都是『TOTO』品牌。此外，每個衛生間都有殘疾人的專用位置，馬桶邊上兩根橫杆，方便腿腳不靈的殘疾人和老人使用。殘疾人像是社會的寵兒，日本政府規定，所有的公共場所都必須有殘疾人的專用通道和電梯。給游客留下突出印象的是，在衝繩琉球古王國的遺址上不准建任何設施，唯一能建的是殘疾人專用的電梯。在公園、商場等處的衛生間裡，一面牆上約一米高處有一塊翻板，放平就可以讓媽媽們暫時放寶寶，或給嬰兒換尿布，用完再翻上去，一點也不佔地方……反之，在國內考慮到殘疾人與母親之虞的衛生間極少。在國內許多單位，最受重視的是大門與大樓，最不受重視的是衛生間，如果有四個位置，往往總有一個門被封上，上面寫著『已壞』。插銷壞了、水箱的鉤子掉了、馬桶漏水更是家常便飯。若工資袋裡少了十元錢，有可能扯起腳就找領導，但若有誰會為這些破事找領導，周圍的人准說他有神經病！

還可以再說一件頗為極端的事情：在東京、大阪的一些中心公園裡，立著一排排藍色塑料布搭成的簡易棚子，由公園經過，總讓外國人覺得突兀。住在這些棚子裡的是一些無家可歸或有家難歸的流浪漢，他們喜好『野鶴閑雲』般的閑散生活，除了在公園裡閑逛什麼也不做，要做也只是撿些空易拉罐、啤酒瓶換點自己的煙酒錢。這是一批從不向國家交稅的人，政府卻並沒有因為不是納稅人而將他們摒棄在社會的服務體系之外。流浪漢們從無飢腹之懮——超級市場、便利店每天都有不少過了點就要扔掉的食物，由於日本食品衛生法異常嚴格，過點食品只是新鮮度不行了，並沒有變味變質。每天晚上，在超級市場、便利店的後門口，都能看到流浪漢們秩序井然地排隊領取過點食品。他們行也無懮，住也無懮———警察不會以有礙觀瞻為名像驅趕麻雀一樣驅趕他們，更不會因為來了內閣大僚、外國政要，而將他們抓進號子關個7天、8天。流浪漢們倒有些像大爺，政府見他們多聚集在公園，就在公園裡給他們蓋上統一規格的簡易棚子，一讓他們有地方躲雨避寒，二也是個標志，以免外面的人去打擾他們……

如此的細節是大量的，無所不在的，仿佛總有一雙溫情脈脈卻又銳利似刀片的無形眼睛在處處逡巡，它要洞察疏忽又填補精心，它要發現粗糲又代以細膩。你很難說這是作秀，如果這一切都是作秀的話，那麼，春日的春草與細雨，夏天的蟬鳴與熱風，也成了作秀。你只能承認這是這個國度對國民的普遍尊重，對人性需求的全面關懷。

日本國內對外國人怎樣，又尤其是對咱中國人怎樣，這真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對自己國民的關愛與服務是第一流的。

由衷的感恩，必然會化為切實的關懷。日本人的確是太累了，他們的付出與所得，長時間裡真是相差甚巨。政府的那雙無所不在卻又無形的眼睛便脫穎而出……

日本國內對外國人如何呢？關於日本人歧視中國人的說法不絕於耳，但我也聽過一些正面的例子，一位原在國內做記者、20世紀80年代來到日本的朋友告訴我：在日本，有些中國人是讓人看不起的。十幾年來，有大批的中國人偷渡到日本，其中一些敗類在日本搶劫、盜竊，別說人家看不起你，這種人即使是在國內，誰又會看得起？（據日本法務省入境管理局統計，最近幾年，總體上說，不法滯留日本的外國人總數在年年減少，2003年比2002年減少了1134人，有219418人，但去年中國人不法滯留卻出現增加的趨勢，比2002年增加了3846人，增加了13％，有33522人，在去年的不法滯留的外國人中，中國人佔到15．3％，首次超過菲律賓人，名列第二位，僅次於韓國人。另據日本警視廳的統計，去年在日本的外國人犯罪被拘捕者達到20000人，從國籍上分，中國人約有9000人，佔全體的近4成。我在日本期間，一個搶劫和盜竊醫院保險箱的中國人盜竊團伙被警方破獲，團伙的首要分子是一個叫張勇的留學生，警方確認該團伙在東京、福井縣、山形縣等地區作案大約有100件，造成損失達到1．5億日元。很多日本人都說中國人的腦子好使，但一些人沒有用在正道上。現在，在日本一般中國人向銀行貸款是比較困難的，人家一看你是中國人，再三調查一番以後，還不一定借給你。幾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羹的情況總是會有，但這並不等於所有日本人都歧視中國人，他們只是看不起剛纔所說的這部分中國人。其實，很多有纔乾的中國人在日本過得也不錯，松下、索尼、東芝等許多著名公司裡就有很多中國人在那裡上班，也都受人尊重。中國人來日本，都是親幫親，友靠友，慢慢地越聚越多，形成了中國人的聚集地。

朋友對我說：『至少，我在日本就沒有被歧視的感覺。18年前，我因為忍受不了自己在國內的工作環境，下決心出國。一開始根本沒打算到日本，而是想去德國，並且已經拿到了柏林大學的入學許可書。但當時為了防止人纔流失有一個規定，大學畢業必須做滿5年纔能走，否則就要交兩萬塊錢的保證金。當時辦日本的簽證是最快的，於是我打算以日本為跳板，在此稍停留幾個月後便轉道去德國。但我到日本的第一天，就被這個國家給吸引了，感覺日本人非常敬業，社會各方面有秩序。有一件事情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想去一個地方，但不知道路該怎麼走，這時正好有一個日本老太太領著一個小孩與我同方向。當時我的日語還不好，我便用英語上前問路，沒想到老太太不但給我指了路，還朝著反方向，帶著我足足走了半個小時，使我順利地到達目的地……當時我就想：我要留在這個國家，不走了！』

日本國內對外國人怎樣，又尤其是對咱中國人怎樣，這真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對自己國民的關愛與服務是第一流的。而且，在政府的引導下，生活質量與人的健康，被全社會擺上了突出的位置。在商場、超市裡，不斷被開發出來的日用小家電，與不斷投放市場的家用保健產品，真是凝霞敷錦，亂花迷眼，讓要買東西回去送人的中國旅客只恨日元換得太少。6月初，日立、松下電器、東陶等10家公司聯手展開『在家健康管理服務』，即提倡日常輕松地測量血糖值、心跳次數等，以期能早日發現疾病。各公司將以無線聯系各自開發的產品，自今秋起在大阪、札幌進行實驗，以期在2006年在列島全面展開這一事業。各企業為此開發的產品有：夏普的『生活節奏計』，測量每日運動量。東陶的『健康計測便器』，測量尿中鹽分、糖分。日立的『健康枕』，鋪在墊被下測量心跳。松下電器的『脂肪厚計』，測量腹部等處脂肪厚度。松下電工的『血糖值計』，不用抽血測定血糖值……健康的飲食習慣和醫療保健體系的有效建立，使日本成了當今世界上擁有百歲老人最多的國家，也是預期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2002年統計數字顯示，日本女性的預期壽命為85歲，男性為78歲。該國百歲老人的人數5年來翻了一番，達到20561人。

當我記錄下日本社會這真實的一切時，再想起這個給了外國人、尤其是亞洲人民與中國人民那麼多殘忍與冷漠記憶的國家，便猶如在街頭看見一個女士婀娜多姿、繡衣雲鬢的背影，路人無人不驚羡於她舉手投足間的風情四射，可走了過去，猛一回頭，真是不堪回首……我總在想，由前面的『不堪回首』到後面的這份『風情四射』，其驅動力是否首先在於政府對於國民的由衷感恩？

日本的來歷是篇神話，但日本的成功絕非神話，這是一個決心使國家經濟復蘇的民族胼手胝足、克難圖強的結果，這是一億兩千餘萬日本人，從公司總裁到普通的工人農夫，畢其一生的心智與體力精雕細刻、追求完美的結果。大半個世紀裡，日本人奉獻了時間，有多少人是瘋狂的加班族，而導致『過勞死』，奉獻了生命，有多少人視責任如泰山，視名譽為頭顱，而坦然引咎自殺？此外，可能被外國人忽略了的，還有日本人尤其是普通的老百姓，為了國家能夠盡快在一片狹長的列島上有一條起飛的寬闊跑道，更奉獻了空間——上世紀80年代初，在日本已成為與西方世界齊驅的工業強國，國民個人年平均所得已超過美國10％之時，許多人還是全家擠在一兩間、兩三間小屋裡，夫妻與兒女難有隱私。許多家庭甚至沒有現代衛生設施。1983年時的一次全國調查表明，只有57．9％的住宅有抽水馬桶。當時日本人經常稱自己的家為『野洞』或『快倒塌的小家捨』。就是富人們與國外比，也不過就是一個超大號的鴿子籠，當年新加坡駐日本大使李炯纔去了加島公司總裁的家，該公司是日本最大的建築公司，其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但總裁家也住在一個有復式樓的公寓裡，除了室內家具豪華，牆上有一扇人造瀑布，房間的總面積比起大使先生在新加坡的家還要小。或許由此可以從一個側面解釋，為什麼日本的酒吧業那麼興旺，男人們下了班後都要去酒吧裡泡著？而門面同樣不大的小酒店多如牛毛，常常是脂粉掩不住老板娘們餐巾紙似的皮膚，睫毛膏也遮不住半老徐娘人老珠黃的眼睛，但她們頻頻流轉的眼波，暖暖的話語，毛細血管一般分布在列島疲憊的軀體之上。

由衷的感恩，必然會化為切實的關懷。日本人的確是太累了，他們的付出與所得，長時間裡真是相差甚巨。政府的那雙無所不在卻又無形的眼睛便脫穎而出，政府推心置腹地要在公共服務的每個環節去方便國民，心思致密地要在社會生活的每個細節透射出親人般的理解和呵護。政府對孩子們的關愛更是無微不至——一貫使社會的責任遠重於家庭的承受，『二戰』結束後的一片焦土上，政府努力讓光著腳丫的孩子去上學，盡管全社會都在節衣縮食，當年待遇最高的仍是教師。即使到富甲天下的今天，日本仍實行徹底的小學至初中的義務制教育，只要家庭困難，進高中學習也是『無料』的……

這樣做的效果，恰恰烘托了大和民族幾乎與生俱來的孤獨感與危機感———前面已經提到日語中將外國人寫為異人，日常稱呼中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也有區別，前者稱為『仲間』，後者稱為『他家』。在風雲動蕩不定的太平洋上，在資源極其貧瘠的一片蕞爾小島，『仲間』們總是成群結隊地聚集在一起生活，他們無法離群索居，當你坐在幾十層樓高的酒店餐廳，看東京、大阪大街上那些密密麻麻猶如蜂團蟻陣般活躍的上下班人群，你大概便會持與我同樣的看法。由此，使日本這個民族像一個老樹根盤的大家庭，充滿了內斂力與凝聚力。

無疑，中國人不能忘記日本歷史上的殘忍，不能無視某些日本政客對那場侵略戰爭嚴重後遺癥的冷漠。但是，驅除與翦滅我國時下社會生活中的『冷漠』與『殘忍』，可能更是中國人必須付出頭等智力與毅力去面對的頭等大事之一。

毋庸置疑，近些年來在社會生活的不少方面，至少在經濟發達地區，中國人亦享有了比較人性化的服務。更重要的是，主政者日益深刻地思考並強調自己的權力來自哪裡，該使於何處。那些影視、報紙上聽得耳朵起繭的大道理，諸如『我們是人民養育的兒子』之類，人們已經聽厭了。人民的奶頭是圓是扁呢？人民能夠左右『兒子』些什麼呢？道理說得越像是詩情，可能就越沒有道理。認知，因回到原點而變得簡單、朴素起來——『以人為本』；政府的視線正在更多地投向社會底層，因去掉了胡裡花哨，視線日漸清晰——老百姓是什麼？是像黑色、黃色或紅色土地一樣無言卻深刻下歷史年輪的人群，是那些在各種工作崗位上揮灑心智與汗水的勞動者，也是《焦點訪點》裡常常看到的那些接不到工錢，交不起子女學費，遭遇工傷、有了病痛只能自己熬著的農民的臉龐。老百姓不是什麼？老百姓不是『發展』時總會被遺忘的角落，更不是要抓『穩定』了便晚上睡覺也睜著一只眼睛去惕懼的人群。發展，唯有老百姓普遍受惠的發展纔能成奔騰澎湃的江河，穩定，以老百姓幸福與快樂為基石的穩定纔是郁郁蒼蒼的山脈。

在為中國社會進程的一些進步感到欣悅的同時，作為家庭與個人與這個國家命運從來十指連心的一介書生，我更為懮慮的是社會現實裡觸目可見的負面現象。因為它們山重水復的來路，天外有天的背景，巧言令色的說辭，常有破法網的高手安排的退路，以及像毒蛇一樣斬了又活，活了又再吐腥紅的信子一樣的頑固，許多勤奮、善良的人們已經心灰意冷，懶得去說，更遑論去作揭露與斗爭，只是在手機的短信息裡與此有關的調侃、笑話漫天流傳。

從日本回來，瀏覽近些日子的報章、電視，我卻有了言說它們的強烈衝動——

有兩起是關於教育的。從2002年到2003年6月，廣東省化州市教育局按小學生每人50元、初中生每人64元、高中生每人74元的標准，以統籌的名義共收取4600多萬元。其中，585萬元用於修建豪華辦公大樓，626萬元用於教育局的餐費、各種會議開支和其他日常開支。被媒體質問『誰在「吃孩子」？』《參考消息》轉載了日本《產經新聞》6月10日的一篇報道：青海省某貧困縣本年度剛剛成為日本政府基層援助對象。此事緣於來自日本的一名高中教師阿布治平先生，現在該縣民族師范學校任日語教師。他看到當地學校沒有一間像樣的教室、學生們在破屋子裡上課的慘狀，向日本大使館提出建造幾幢校捨的申請。視察過該縣的一名大使館官員說：『當我看到那隨時都可能坍塌的破房子時，倒吸了一口涼氣。』日本大使館隨即決定，對其中一個項目給予約1000萬日元的無償援助。但從去年至今年4月，該縣共購車27輛，其中除了調撥給公安局等事業單位使用以外，其他車送給了縣裡的乾部。當地群眾對此十分憤怒，群眾在來信中說：『在縣領導的帶頭下，各個單位競相買車……所購的車輛除幾個鄉鎮外都是豪華車。』通過報道，得知此事的阿布先生仰天長嘆：『我還和縣裡的乾部說過，拿到援助可千萬不能挪作他用……』日本大使館向青海省外事辦公室詢問此事時，後者卻此予以否認。他們說：『報道不屬實，沒有挪用援助資金。』這件事讓日本駐華大使館不知如何是好，雖然青海省外事辦否認挪用基層援助資金，但日本今後恐怕很難再對該省實施援助。

由此，我想起去年下半年從網上獲知的『馬燕日記』。馬燕只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的一名小女孩，她在日記本上寫道：『今年我上不起學了，我回來種田，供養弟弟上學，我一想起校園的歡笑聲，就像在學校讀書一樣。我多麼想讀書啊！可是我家沒錢。』馬燕的日記是被法國《解放報》記者發現的，並在報上連載，反響強烈。並被譯成法、英、德、意多種文字，歐洲人被感動得紛紛寫信慰問、捐款。後來，馬燕及當地60個孩子因外國人的關心而能上學了，馬燕成為她村裡的第一個女初中生。

相信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會為此而感到臉上發燒，相信大多數的讀者通過以上的文字都能感到，如果仿《共產黨宣言》中一句著名的話來說，那就是———冷漠，一種似乎要已經先富起來的人們的生活更進一步接軌世界，而無視窮人們的日子有可能正讓世界震驚與同情的冷漠，或者說，一種總是在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冷漠，一種對孩子、對教育、本質上也是對民族前途的冷漠，如幽靈一樣在中國大地上游蕩……

6月30日的《天和財經》網上，還有一篇署名吳會江的文章《審計報告背後的悲涼：一起偷》。文章不短，但可以摘錄幾段——

最近幾天，最熱門的話題，莫過於國家審計署署長李金華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審計報告，報告中暴露的問題，引起極大震動，各媒體不惜使用『審計風暴』、『讓人觸目驚心的審計清單』等等來描述……

這些人都拿了什麼錢？中央預算管理資金、中央基本建設預算管理資金和中央其他部門預算資金，這是國庫、是全國人民的錢；中國工商銀行、原中國人壽保險公司、交通銀行等金融機構資金，這是金融資產，是國有資產加廣大儲戶的錢，還是全國人民的錢。這些錢被『截流』、『擠佔』、『挪用』、『核銷』、『騙貸』等等，說穿了，就是把不該留下的錢留下，把不是自己的錢據為己有。無須使用那些專業術語，用我們老百姓的白話就叫——偷。審計署署長李金華自我定位，要當好國家財產的『看門狗』，『看門狗』『看』什麼，就是看小偷的，防小偷的！

實施小偷行為的為何等人物呢？……細細看來，這些人恰恰都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上層』，他們有的是中央國家機關、地方政府官員；有的是事業單位、大型國企的黨政領導；有的是金融領域的高級白領；有的是先富起來的人。他們靠偷來的利益，比勞動人民過的日子好上許多倍，偷來的錢好花，可以不心疼地花，比如在北京市中心買豪宅、建豪宅、佔幾套豪宅，可以買世界上最昂貴的賓利轎車，可以三天兩頭到香港澳門逛街購物豪賭，可以輕松送子女出國留學，等等。這些人輕松地受用了最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成果，卻把國家利益、人民群眾的利益置之腦後，在長江水災的威脅中，在地震災民嗷嗷待哺的期盼中，在風沙肆虐急需林業保護的無奈中，在國有銀行被掏空的危險中，他們心安理得喪心病狂……

魯迅先生在中國幾千年專制歷史中看到的只是兩個字——吃人。在李金華署長的報告裡，我看到的也是兩個字——殘忍。這是一種要像蝗蟲一樣吞噬盡地裡的最後一棵稻子，如狼豺一樣凶猛地撕咬眼前經過的任何一只活物的殘忍，這還是一種恨不能牽兒子、孫子、老婆、情人、小蜜於一手，又恨不能攬天下美金、美色、美味、美景於一懷，然後哪管這片土地什麼時候電閃冰雹、河決魚爛、洪峰滔天的殘忍！

倘若中國人對於我國社會生活中迄今仍蔓延不止的『冷漠』與『殘忍』都無可奈何，緘默無聲，那麼我們的國家將會怎麼樣呢？

20世紀，意大利產生了一位最偉大的作家、思想家卡爾維諾。卡爾維諾寫道：在一個人人都偷竊的國家裡，唯一不去偷竊的人就會成為眾矢之的，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因為在白羊群中出現了一只黑羊，這只黑羊就是『另類』。

無疑，中國人不能忘記日本歷史上的殘忍，不能無視於某些日本政客對那場侵略戰爭嚴重後遺癥的冷漠。但是，驅除與翦滅我國時下社會生活中的『冷漠』與『殘忍』，可能更是中國人必須付出頭等智力與毅力去面對的頭等大事之一。（未完待續）

在恭謹地放有徐福、鑒真高僧的畫像的神龕前，在那世世代代繚繞的輕煙淡霧與素菊的幽香中，其實日本文化早就埋藏有陰鷙的一只眼，憋著了一股向中國文化挑戰的勁頭。

（接上篇）1977年6月，日本政府代表團訪問中國，剛剛復出不久的鄧小平會見了他們。會見開始時，他們為日本在『二戰』中給中國人民生命財產帶來巨大的傷害和破壞道歉。沒有料到，鄧小平聽完後，以其富有個性的言語回答說：『過去的年代裡，我們也使你們的民族背上兩個沈重的包袱，這就是儒家的思想和漢語文字。在中國，我們首先已擺脫了前一個包袱，現在也在探索擺脫第二個；但你們在以後的日子中好像還要承受這兩種後果。』

其實，這兩個包袱對於日本民族並不太沈重。上古日本最初沒有文字，所以有關日本最早的文字記錄不是出自日本人之手，而是由漢族人士提供的。古代日本人看到的第一個文件，大概是保存在《三國志·魏志·倭人傳》中的公元238年12月曹魏致日本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的國書。它不僅把漢字和漢文記事的方法傳到日本，而且還創立了用漢字標記日本語的方法，其中用漢字記日本人名，如女王卑彌呼及其遣魏使節難昇米、都市牛利等。這種方法很快由從中國內地到日本列島去的移民傳入日本，在幾個世紀裡被日本人采用。

此後，據《古事記》和《日本書記》記載，朝鮮百濟王室應日本朝廷的邀請，於4世紀遣學者王仁到日本任宮廷教師，他把中國儒家經書《論語》10卷和《千字文》1卷帶到了日本，這是把漢字正式傳授給日本人的開端。日本人開始學會使用漢字和寫作漢文，到奈良時代和平安朝前期，日本更努力吸收先進的中國文化，天智天皇（公元668?671年）仿唐制建立學制，在中央設立大學，內置音博士2人，專司教授漢字發音、書寫漢字和閱讀漢文。但在平安朝初期，日本人也發明了從漢語語言文字中變化而來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並使之成為自己的閱讀字母。日本學者西鄉信綱在所著《日本文學史》中，談到發明假名文字時說：『到平安朝初期，終於發明了假名文字，這正是輸入漢字以後長期進行種種努力的結果，它對日本文化，特別是對於文學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確實是偉大的……只有日本民族主動地將中國文明加以消化和變形，化為自己的血肉，並從中創造出自己獨立的民族文字。我們的祖先之所以能夠從漢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自由地、正確地、簡明地、親切地書寫出自己的思想上的變化，就是依靠這種新的文字———假名文字。』

可以相參照的是，在使用了幾千年漢字的中國，迄今沒能找到合適的字母來閱讀漢字，雖有漢語拼音，卻難以實現漢語的拼音化，所能做的，最多不過是像建國後在大陸地區做的那樣將漢字簡寫。直到今天，因為沒有拼寫系統，學習漢字仍然十分困難，還需要死記硬背每個字，許多孩子在學習語言上都傾注了大量的精力，更何況外國人。中文成了世界上最古老也最艱深的語言，這也是文盲的人數在中國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今天日本的識字者已超過95％，這幾近全民識字的局面，無疑大大有助於日本的現代化。

在日本期間，我的目光像一對花叢中發情的蝴蝶，老是在街頭、車站、機場的標志、廣告、店名上閃動。在日文裡仍在使用的漢字中，琢磨當年造字者們的某種心態痕跡，對我來說不啻於旅途中解乏破悶的一件趣事，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子———

廣島的廣，與廣州的廣，本是一個字，日文卻寫成。藝術，寫成芸術。紀念，寫成記念。介紹，寫成紹介。募集，寫成招聘。外國人寫成異人。

有些完全以漢字組成的名詞，在日文中意思也與漢字原義大相徑庭，或者只是水中望月，有些朦朦朧朧的影子。如：引越是搬家。宅急便是快遞。風呂是洗澡。有料是收費。無料是免費。料金所是收費處。殿湯是男子溫泉，姬湯是女子溫泉……

從這些大大小小的變異裡，你是否能察覺———在恭謹地放有徐福、鑒真高僧的畫像的神龕前，在那世世代代繚繞的輕煙淡霧與素菊的幽香中，其實日本文化早就埋藏有陰鷙的一只眼，憋著了一股向中國文化挑戰的勁頭。

日本人很早就引進儒家學說。但儒家學說卻未能在日本形成沿襲中國皇權社會一千餘年的科舉制度。

在中國，『內宦外戚』從來是導致王朝政治腐敗、皇冠落地的一叢毒瘤。可在日本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不但在生理上也在道德上被閹割了的宦官。

鄧小平所說的第一個『包袱』，日本人也以自己的方式打開了。

日本人很早就引進儒家學說，在德川幕府時代，整個政府都秉承儒家教義，並要求人民遵守儒家的道德禮義，愛國、忠誠、子女孝順，在天皇與臣民、上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建立一種恰當的人倫關系。但儒家學說卻未能在日本形成沿襲中國皇權社會一千餘年的科舉制度。中國實行以科舉制度遴選文官來管理社會，日本實行的則是以武士世襲制來統治全國。到了明治時代，日本約有了150萬武士。世襲制絕對不是好的制度，如果中國的大小官員也取世襲制，一旦當官，子孫永遠為貴冑之族，那必定會死於安逸。如何讓武士後代子孫保持上進心，且有武勇公正廉明之氣呢？日本人極認真地奉行儒家『成仁』思想，『不成功便成仁』，任何事失敗就應成仁，日本視『成仁』就是『成功』，做人做事如果因時運不濟，不能克竟全功，但如果『成仁取義』，含恨以歿，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武士們並將『仁』推向極致，發展出最為嚴厲可怕的制度———切腹制度，武士家庭從小要教子女隨時准備為主公及家族的光榮切腹。日本靠切腹制度使武士上進，武士們除了有這種『必死』的精神教育，也有學識上及武術上的要求，官員必須是武文並重，做任何事能夠以性命相搏。

在海的那邊，中國人以文領政，書生們以四書五經，乃至半部論語治天下，官員能否以身作則，而不是以身作賊，就要看皇帝是否清明，能否洞察忠奸。如果皇帝漠視民瘼，親近小人，不知誰是好官誰是壞官，那只有天下大亂了。耐人尋味的還有，千年以來，日本以武士刀決斗不但蔚然成風，也是合法的；中國則除在武俠小說、電影裡打得驚天動地、山呼海嘯，讓金庸、張藝謀賺個盆滿缽滿、名利雙收，讓無數讀者、觀眾血脈賁張，頓生十丈豪情之外，合法的持一定武器的公平決斗，在中國歷史上幾乎從未發生過……

在王朝制度中，日本與中國還有一個重大區別。在中國，從鷹犬遍地、構陷忠良的魏忠賢，到脅肩諂笑、吃裡扒外的李蓮英，『內宦外戚』從來就是導致王朝政治腐敗、皇冠落地的一叢毒瘤。可在日本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不但在生理上也在道德上被閹割了的宦官。

與儒教引進日本沒有一切照搬相似———日本從唐朝起便派最好的學者去中國學習佛教，禪宗傳入東瀛，就是日本宗教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最初，日本和尚也遵守中國和尚不許結婚的戒律，但後來他們感到不許和尚結婚有違人的自然天性，於是摒棄了這條獨身戒律。今天日本的和尚都允許結婚，而且與不是和尚的人相比，和尚們大多有漂亮的妻子，有的還不止一個。日本和尚也可以喝酒吃肉，甚至爛醉如泥。他們能夠將宗教與人性區別開來，這一區別，便讓大海這邊曾經被逐出山門的眾多魯智深們死不瞑目。

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然而，就是這個旗號上也滲透著中國傳統文化濃厚氣息的運動，對白發千丈、滿目蒼涼的中國文化絕塵而去。

中日關系在元朝時由於蒙古人的侵略出現停頓。明朝實行禁海政策，到中後期倭患愈演愈烈，而所謂騷擾長江三角洲出海口和閩浙沿海地區的『倭寇』，十有五六是中國人自己，這也阻斷了中日關系。在明清兩朝，日本已停止派遣使節到中國學習。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兩年後終因政府的腐敗無能而戰敗，並簽下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消息傳到日本，引起朝野一片強烈震驚，深恐日本重蹈大清帝國的覆轍，這與日本國內的其他因素一起，導致了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明治』取自《易經》中的『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一句，『維新』一詞出自《詩·大雅·文王》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然而，就是這個旗號上也滲透著中國傳統文化濃厚氣息的運動，對白發千丈、滿目蒼涼的中國文化絕塵而去。昔日對中國經常自稱『小邦』、『下國』的日本，認為先生十足一老朽也，再也沒有了什麼可學之處。

1894年的甲午一戰，日本很多雞皮鶴發的老武士都請纓要上戰場，大清的朝廷上上下下都在忙著籌備老佛爺的六十大壽。軍隊有如中世紀的團練，穿的是臃腫的褲子、不合身的上衣，包頭巾或戴斗笠，有的還帶了扇子、鳥籠或雨傘。武器缺少彈藥，僅使用弓箭及大刀，刀鋒居然是錫造的。而且，沒有軍餉的預算，更沒有參謀本部一說，就這樣匆匆上了戰場。在海戰中，據史書記載，日軍旗艦松島號被兩枚直徑為26厘米和30．5厘米的炮彈擊中，但因炮彈內放的是泥沙而脫險。日軍頭號主力艦吉野艦被擊中機械艙，也因內未裝炸藥而無傷亡。由此可見清軍上下都在蠅營狗苟，包括軍需局竟然敢制造假彈，這樣的軍隊不成豆腐渣軍隊也難。

甲午戰爭的勝利，更使日本人當年的自卑感一變為優越感。戰敗後，中國開始向日本派出大量留學生，到1906年已達8000餘人。昔日口吐蓮花般的盛謝，轉而為罡風烈雨式的冷酷。伊藤博文指名要李鴻章擔任議和代表到日本馬關議和。在談判桌上，伊氏宣布：『只准說答應和不答應兩句話。』李鴻章問：『難道不准分辯嗎？』伊氏答：『不能減少』。李鴻章被逼在屈辱的《馬關條約》上簽字。按照該條約，日本除取得對朝鮮的控制外，還迫使清廷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和澎湖列島給日本，還從中國索取到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包括1895年11月得到的『贖遼費』3000萬兩），這相當於日本舉國四年多的財政收入。日本一夜之間成了戰爭暴發戶，靠著這筆錢，加上在戰爭中奪佔的3．6萬平方公裡土地上的資源，大大加速了國家的近代化和軍隊的現代化。

比起戰爭對國土的蹂躪對生靈的涂炭，對於兩國文化血緣的踐踏，對於早年師生情義的背叛，可能更是許多中國人至今懷疑乃至記恨日本的一個重要理由。

日本並不是在歷史的一切方面都缺乏反省，它的反省恰似一條游不進海水裡的淡水魚，亦如中國人對於歷史的遺忘抑或不遺忘，其實也是有選擇性的……

明治維新開啟了日本全方位的『棄東學西』、『由亞入歐』，實行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政策。比起地稅改革、軍制改革，第一條鐵路與第一條有線電報線（均是東京—橫濱）的開通，教育改革、向歐美大規模派遣留學生等措施，在生活文化方面，西洋化的速度更快，更令人眼花繚亂。通過片假名，日本人開始向西方語言尤其是英語借鑒。如英語單詞『RICE』（米）被如是轉化為日語單詞『RAISU』（米）。開始免不了會鬧笑話，倘若幾百個日本化的英語單詞從一個日本人口中說出時，可能連受過高等教育的英國人也聽不懂。從此，日語成了一個漢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大量英語和西方詞匯的混合體。

在這一時期，天皇倡導日本人喝牛奶、吃牛肉，以為西方人高大強健的體質正與他們的飲食有關。1872年政府發布政令規定，今後禮服一律采用西服。上至天皇、大臣，下至軍人、警察、學生紛紛穿西洋制服。不少日本時髦女郎競相換掉和服，以穿洋裝為榮。陽傘、禮帽、手杖舉目可見，馬車、人力車在街道上川流不息，西洋磚樓拔地而起，瓦斯燈閃爍在大街小巷……明治16年（1883年），為接待外國要人，興建了金碧輝煌的西洋式迎賓館———『鹿鳴館』，政府花費了18萬日元巨資。在這裡舉行的各種國務活動，都按照西方國家的禮儀方式進行，如身著燕尾服、喝著雞尾酒、大跳華爾茲。特別是伊藤博文伯爵主辦的化裝舞會，還有井上馨伯爵府內的天覽（天皇出席觀看）演劇，讓來賓頓時像走進了巴黎的凡爾賽宮、倫敦的白金漢宮。有人評論說：『羅馬盛世尚未到達，卻把它的弊端先學到手了。』

因首倡新文化運動而被譽為『日本的伏爾泰』、至今其頭像還印在一萬日元的紙幣上的福澤諭吉，對此也持批評態度：『近來我國在衣、食、住方面所流行的西洋方式，這能說是文明象征嗎？遇到剪發男子，就應該稱他為文明人嗎？看到吃肉者，就應該稱他為開化的人嗎？這是絕對不可以的。又如在日本的城市仿建了洋房和鐵橋，中國也驟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艦，購買大炮，這些不顧國內情況而濫用財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對的……』

如果說『鹿鳴館』的建成與使用，顯示了日本的文明開化政策染上了濃重的『全面歐化』的色彩；那麼對相撲運動禁令的打破，則標志著在理性精神的光芒下一個民族深刻的反省，由此可知，日本並不是在歷史的一切方面都缺乏反省，它的反省恰似一條游不進海水裡的淡水魚，亦如中國人對於歷史的遺忘抑或不遺忘，其實也是有選擇性的……

1867年明治即位之後幾年，是相撲手最灰暗的日子。在以穿洋裝為榮的人們眼裡，相撲被看作是日本封建時代遺留下的老古董，近於裸體的相撲手也是丑陋的、可恥的。報紙上不斷有人呼吁政府，這項『不文明』的運動應被禁止。一名有地位的相撲手高砂站出來力挽狂瀾，他到東京舉辦一次示威性的公開表演。警察不同意演出，平民百姓把警察包圍得水泄不通，兩者幾乎釀成大規模衝突。後來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物出來支持相撲表演，並出錢資助。當時許多日本人已開始厭倦對西方行為方式生吞活剝批發式的模仿，認為相撲作為一種日本傳統，應該有權在日本存在下去。後來高砂成了相撲協會的領袖，這是一個為鼓勵相撲運動而成立的組織。後來這個組織於1889年更名為東京相撲協會，它是今天控制這項運動的日本相撲協會的前身。1884年，也熱衷於相撲的明治天皇親自舉辦並出席一個表演會，以強調他的支持立場。這是相撲運動的轉折點。在相撲與明治天皇聯系在一起後，這項運動又獲得一種新的涵義———當一身大肉如尼加拉瓜瀑布一樣滾滾而下的相撲手呼拳甩膀、晃晃悠悠地登上賽臺，然後像兩座靜穆的大山，久久地彼此對峙時，他們顯示出大和民族面對世界的自信、警覺與定力……

由此，越來越多的日本人覺得日本可以學習西方的現代化，卻不能一切照搬西方的文化行為模式。他們喊出『現代化而非西方化』的口號，並風起雲湧地站出來，開展一場保護日本傳統文化和日本特色的運動。

於是，明治維新至今140年以來，不僅僅是相撲與高爾夫球相安無事，和服與洋裝爭卉斗艷，以清淡、精致著稱的日本料理與美式快餐、法國大餐各有江山，小橋流水式的日本建築與大鵬舉翅式的西洋建築同街而立，插花、茶道與賭博機、彈子房平分秋色，色彩曖昧的夜總會與古典音樂款款而來的藝妓館各有洞天……在彼岸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高唱入雲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終究只是廟堂裡的一番唱功迥異，日本則成了能將自己的神道、武士道、空手道、柔道、合氣道、劍道、天皇道、茶道、花道、書道、歌道等價值譜系，與西方科學精神及文化兼容並蓄、融匯一爐的國家。

而且，日本傳統文化在與西方文明的相匯交融中更顯得珠圓玉潤，許多東西發展出一套頗為復雜的程式，以料理而言：食物講究盛放在精致的瓷器和漆器中，器皿有多邊形、三角形、方形或葉形、扇形，顏色搭配、碟子的擺法及其某種食物的季節意義，都有講究，連賣一碗面，都要努力發展出一種『道』來。當今的日本料理，在許多國家都成了最昂貴的食物。以藝妓而言，不一定年輕貌美，卻有萬種風情；不一定身材窈窕，卻能長袖善舞。有抱負的藝妓必須學習各種傳統藝術課程，它們有的並不直接包括在她們作為藝人的工作中，如插花、書法、古典舞蹈或彈三弦琴。試用階段結束後，還得在由藝妓工會組織、高級會員管理的當地藝妓登記處接受考試。此後藝妓將在工作中繼續學習傳統藝術。中國人很容易把藝妓理解為懷有纔藝的妓女，其實這是誤讀。藝妓們確實能輕歌曼舞，也陪酒賣笑，但不賣身。如果說某個藝妓賣身，那純屬個人行為。相反，藝妓在日本被認為是一種獨立的職業婦女，受到勞動法規的完全保護，而且因為她們保留了傳統藝術與文化，一般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在明治皇帝剛即位的一段充滿了陰謀與動蕩的政壇上，就有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在內的三位閣員是藝妓館的常客，視這裡為自己疲憊身心可以靠岸的一塊寧靜綠洲，他們後來都娶了各自寵愛的藝妓為妻……估計今天在東京有3500到5000名藝妓，全日本則約有3．5萬名。

許多到過日本的中國人都有個共同的感受，即在心裡的某一處總在惴惴不安或者要惕懼些什麼的同時，心裡的另一處卻有流蘇般的水草在碧綠的春江裡蕩漾的暖意……

無疑日本當今是一個很西方化的國家，但只要你在這個國家呆上一段，你就會很容易發現，如東山魁夷的風景畫，川端康成的冰雪文字，因熱愛自然、欣賞自然並願與自然融為一體，日本文化表現出強烈的東方性，它有很多與印度的佛教、中國的禪宗及王維等人的田園詩、泰戈爾的《飛鳥集》相通相近的東西。正是在這一點上，可能使許多到過日本的中國人都有個共同的感受，即在心裡的某一處總在惴惴不安或者要惕懼些什麼的同時，心裡的另一處卻有流蘇般的水草在碧綠的春江裡蕩漾的暖意……

日本對於本國歷史文化的呵護與保存，給我的印象是決不會亞於美國。

奈良和京都，是日本的兩大古都，奈良做了79年的首都，公元794年，皇室搬到京都，一氣住了一千餘年。在這兩個城市有不少古跡，僅京都的寺廟、神社、神宮就有一千餘所。歷屆政府從來認為，它們都是不可替代的，建築是一個城市記憶的載體，失去了它們，京都就會慢慢失去記憶，乃至終於不再是京都。奈良、京都一直堅持少建高樓，少拆民居，如果市民生活困難或有其他原因需拆遷住房，可到政府有關部門陳情，由政府幫助解決。無論是奈良現存的完全用木料建成、已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東大寺，還是在京都德川家族數百年前的舊行宮，無不保留完好，建築裡裡外外包括外牆上，居然一塵不染，用手摸不到星點灰塵。我還驚訝於在我到過的寺院、神社，連高闊的檐下梁間，也用一片片細細的絲網蒙住，以免鳥雀飛進落下污漬，真是令人感嘆……

更有一種精心的呵護與保存，是在血脈上的。在日本期間，凡經過的歷史勝地，文化遺址，我都見到一車車穿著校服、來自列島各地的中小學生，長崎的和平公園裡更成了孩子們的天下，讓我以為莫不是走進了校園？在老師的帶領下他們秩序井然，不見喧嘩打鬧，沒有飲料瓶、果皮橫飛，靜靜地聽著導游講解，在本子上記下什麼，或者三五成群，舉起右手的食指與中指組成『V』字，在照相機前留影……每年的春季與秋季，各有一次假期，全列島的孩子都會傾巢出動。日本的天空與海浪，歷史與今天，都成為孩子們遼闊而又深邃的課堂。

此刻，我不禁想起我的兒子，如電爐絲上的饅頭片，正在慢烤苦熬，以一年來每天僅睡6個小時的『慘烈』，去進行高考昏天黑地的搏殺。雖然暫時不參加高考、中考的學生，也累月經年關在教室裡，他們對於歷史與現實感知的渠道，多半來自政治考試前必背如流的『八一起義』、『遵義會議』、『三大戰役』以及『三個代表』……

在日本，我的心情常常如列島西邊不盡滾滾的驚濤雪浪，我在心裡問：祖國，你將要怎樣去找回你自己？

中國在血脈上的呵護與保存就不提了，極『左』路線長期所造成的大規模破壞也不提了。即使在付出了多少慘重而又昂貴的代價之後，你也不能要求一個正深水潛流的民族在短時間內就能浪濤拍天，壯士斷腕，大覺而行。蹣跚的歷史，總要轉著圈走。但時下物質上的保存如何呢？只看胡同與四合院日漸稀缺的北京，在全球建築界名字聽起來絕對響亮的雅康·赫爾佐格、雷姆·庫哈斯、紮哈·哈迪德、克裡斯蒂昂·德·鮑贊巴克、諾曼·福斯特、亨利·考伯，如飛蟲一樣齊集於此，北京成了他們各自理念、風格的巨大的試驗場。一個作品對他們來說，只是一次生命中的體驗，而他們的眾多作品出現在北京，將會永久影響這個城市的面貌。據報載，到目前為止，世界排名前200名的工程公司和設計諮詢公司中，有近四分之三在中國設立了辦事機構，他們帶給中國人的將是一個東方化的中國，一個西方化的中國，抑或是一個不倫不類、兩邊不靠的中國？

一次訪問日本的經歷，至今讓馮驥纔先生刻骨銘心：當時恰逢櫻花盛開時節，雖然夜間下雨，日本朋友仍然動員他去賞櫻花。有很多燈光打在非常繁密的花上，為了能從頭頂上方看到盛開的櫻花，特地橕一把透明的雨傘，雨珠不斷打在傘上，他看見朦朦朧朧的紫色花叢中，迎面裊裊婷婷走來一個女子，身著和服，羞答答的樣子，感覺特別美好。每到這個季節，日本人都會利用節假日來欣賞櫻花，女孩子們都會穿上傳統的和服，還有人會唱一些傳統的歌曲。日本朋友對此特別驕傲，馮驥纔感到那種驕傲感是中國人很久都未曾體驗的。

近些年，馮驥纔充分體驗的是沮喪與焦灼感———有一次中國小說學會在浙江某縣搞活動，從機場到縣城200裡公路附近的村莊景象令他觸目驚心：在青山綠水之間，矗立的全部都是水泥樓房，外立面無一不貼著白色瓷磚，想看到原來的青磚灰瓦白牆，簡直是想看奇跡。當時他產生的一個強烈念頭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肯定出了問題。當今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將它們的社區叫做頤和園、豫園、五羊城？為什麼中國的許多城市裡卻千篇一律地充斥著『羅馬花園』、『威尼斯花園』、『巴黎的春天』？為什麼本來各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農村建築都要蓋水泥房，甚至蓋簡易危房？他覺得我們民族對外來文化不但盲目崇拜，還有一種不自覺的靈魂下跪。

馮驥纔身兼全國政協、中國文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等職務，使他比一般人有較多的機會深入中國各地與社會的各階層進行考察。這又促使他在年過花甲之後放下自己的寫作，卻焚心搗肺，風塵僕僕，以大力神西緒弗斯推石頭上高山的精神，全力組織起一場民間文化保護與搶救工程。最近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時，他如是說——

……第二次是改革開放以後到現在，是中西文化的第二次精神碰撞，這個時期國民對外來文化有強烈的期待感，但是這次西方文化是一擁而入，是快餐式、消費式、粗鄙式的流行方式，從超級市場到NBA、好萊塢、麥當勞，各種商業文化，像沙塵暴一樣，彌漫了中國人的精神空間，我們的知識分子無法站在文化的前沿作出從容選擇，而且到現在為止，知識分子還沒有對此進行反省，甚至還覺得西方外來文化還不錯，至少驅走了『四人幫』在文化領域裡留下來的精神桎梏。

可是我們沒有想到，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我們原本博大精深的文化突然變得非常粗鄙化，甚至粗暴化，同時我們發現，國民對自己的文化也失去了自尊、自信，這一點在上海的『新天地』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甚至我們還樂陶陶要更加國際化和全球化，但實際上我們已經失去了自己文化的生存主題。我們甚至把國際化和西方化混為一談。

在我的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書的自序裡，我寫道：非常時代本需要非常文化，這應該是一種有著博大視野、包容中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一切美好的東西、一切良好的設計的嶄新文化。但現實是文化的嚴重缺失，中國似乎有兩張臉，一張滿面紅光，另一張則蒼白如紙。

在日本，我的心情常常如列島西邊不盡滾滾的驚濤雪浪，我在心裡問：祖國，你將要怎樣去找回你自己？

（待續）

男女工人在鋁制飯盒裡放兩塊咸蘿卜乾和幾個飯團，頂著星星，疾步趕去上班，成了戰後初期難忘的象征。

過去的武士道精神熔鑄為現代日本的企業戰士。當時，在日本人裡每4個人中就有一個患心髒病，『過勞死』成為社會問題和普遍現象。

（接上篇）為了這個物質上已成一片廢墟的國家，更多的人活了下來。8月16日早晨，松下幸之助（1894－1989年。松下電器產業株式會社創始人）因一夜失眠而早早起來，他將近百名公司乾部召到小禮堂裡，他說：『面臨本世紀最大的變革時期，我們松下電器公司從今天起就要變成和平企業，要邁出重建日本的第一步。』

同樣度過了忐忑不安一夜的乾部們都盯著松下，一字不漏地聽著他的講話：『從此以後，產業界恐怕會出現很大的變動，肯定會出現大批的失業者。但是為了我們的兩萬員工和60家工廠，我們必須重新振作起來，松下公司別無他途。請大家絕對放心，我們將積極地尋找新的活兒了。』

那個年月，城裡人對鄉下人十分羡慕，誰家要是有個農村的親戚，特別是能背回一袋土豆什麼的食品，周圍的鄰居要嘮嘮叨叨說上半天。男女工人在鋁制飯盒裡放兩塊咸蘿卜乾和幾個飯團，頂著星星，疾步趕去上班，成了戰後初期難忘的象征。

1951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日本立即成了美軍軍需品的最大采購地。從1951年到1953年這段時間，日本為聯合國軍隊提供了幾十億美元的食品物資和勞務。接著越南戰爭又開始了，工廠日夜繁忙，國民仍然節衣縮食。那一代的孩子有許多光著腳丫去上學。那時日本待遇最高的是教師，教室裡坐滿了孩子，他們是日本的希望。

1952年，日本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戰前。1955年，以恢復為特征的經濟增長階段結束，經濟繁榮的曙光開始出現在列島上空。隨即，東京申請主辦1964年奧運會，大阪申請主辦1970年萬國博覽會。

1962年，當時中日兩國還未正式恢復邦交關系，只有一些有限的民間貿易活動。經過多方努力，日本工業展第一次在北京展覽館舉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極有興致地參觀了展覽。松下公司的展位中，一部袖珍半導體收音機總是讓人們的目光留戀不捨，而剛剛進入日本百姓家庭的洗衣機、黑白電視機，此時在中國還處在科幻作品裡……當時有位參觀者說，當他走出展廳，看見大廳外上空飄著的日本太陽旗，他差點掉下眼淚，此種復雜的心情非筆墨所能形容。因戰亂遺留在東北的許多日本人內心裡也在後悔不迭，他們曾一直不願回去，在他們所獲知的種種信息裡，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國內地……

1964年，『二戰』結束後不到20年，日本人乾了兩件讓世界眼睛一亮的事情，一是這年夏天在東京如願舉行的奧運會，二是列車造型如子彈頭的新乾線通車，再加上已經遍布列島的大小機場，交會如梭的高速公路，從此除了一些深山裡的寺廟，沒有交通工具抵達不了的地方。新乾線通車迄今40年，從未發生重大事故，時速也由開始的180公裡，提昇到今日的270公裡，只需兩個半小時，即可由東京抵達大阪。今年4月，我國臺灣從日本全套引進了一條新乾線，開通後由臺北到高雄，縱貫南北300多公裡，也就一個多小時。順便插一句，前兩年在國內炒得比較熱的磁懸浮列車，其技術在15年前日本人就已研制成熟，因為造價高昂，更重要的是列車行駛時所發出的電磁波對沿線兩邊各5米內的人會產生身體傷害，結果政府決定放棄。

也是在1964年，在最熱鬧的新宿附近，矗起了直射天際的東京塔，和巴黎的艾菲爾鐵塔一樣，它也由金屬構架而成，但比前者的322米高了11米。它似乎以此表明日本不但在『二戰』的廢墟上站了起來，而且將要在許多領域裡立足於世界第一。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發現了西安兵馬俑，當時轟動了世界。日本人從中受到啟發，1970年大阪的萬國博覽會開幕之前，在由公元1532年豐臣秀吉興建的古大阪城下，一個直徑約3米的地洞裡，放進了電子表、電飯煲、電冰箱、電視機等產品，還有新乾線、東京塔的模型……上面再用孤線形的不鏽鋼蓋子給罩上。旁邊的銘牌上寫著，他們希望五千年以後的子孫再取出這些東西，以展示祖先們經歷了一個多麼不平凡的年代。

到1970年，日本已成為一級工業強國，與西方世界齊驅，其經濟實力僅次於美國和前蘇聯。到1980年，日本制造業產值只差美國17％，但國民個人年平均所得已超過美國10％。

在這個年代裡，過去的武士道精神熔鑄為現代日本的企業戰士。當時，在日本人裡每4個人中就有一個患心髒病，『過勞死』成為社會問題和普遍現象。尤其是年輕人畢業後一進入企業，日夜獻身工作，從此如獵犬進入叢林，再也沒有喘息的機會。根據官方統計，至今日本每人年勞動時間比德國多547個小時，比法國多542個小時。

1985年，一名美國記者到東京采訪後得出結論說，你只要從旅館窗口望出去，就能破解『東洋奇跡』的奧秘：大街對面是一座高聳入雲霄的辦公樓，每一個房間都燈火通明，每一個辦公桌旁都坐著一個忙得不可開交的日本商人。反之，在美國如果晚上9時以後辦公樓還亮著燈，通常裡面只有清潔女工在打掃。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工作，已經司空見慣。『加班』在日本是指『殘業』，意為做完當日未做完的工作，沒有所謂的『加班費』一說。

日本人已形成一個傳統，不管他是一個普通工人、廚師、清潔工，還是高級白領，都要千萬百計地不斷改善自己的工作。東京的垃圾工每天早上開始工作前都要擦亮他們的卡車。在每家百貨店的電梯裡，電梯小姐向每個顧客深深鞠躬，說『你好，請多關照』，並向每個人由衷地微笑。女售貨員則對顧客說『謝謝，請多關照』，即使顧客只是走進來看看五光十色的櫥窗。最近幾年，豐田汽車公司的4．8萬名僱員為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出了100多萬條正式提案，平均每個僱員27條。管理層采納了許多提案，節省了數千萬美元。現在豐田方面送給來賓的紀念品是一把鎮紙尺，尺上有一輛豐田早期產品的車模，透明的尺上還印著一句已深入公司員工心坎的格言：『Goodthinkingsgoodproducts』。在每個公司，都有質量管理（QC）組織，這本是一項美國發明，卻在日本落地開花生根。員工們組成QC，定期開會，商議如何提昇產品質量。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品質管理仍然會有10％左右的失誤，也就是說每10萬件產品中，有1萬件會有小缺點。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纔開始全面品管，此時日本卻已經在實行『零缺點管理』。豐田汽車的主管表示：『做到零缺點並不太難』。美國在這方面落後日本15年。這一至善至極的傾向在每個職業中都有發現，日本人這樣做已成了習慣，而不是被任何物質刺激出來的。

兵家歷來講究『勢』，『知勢而後可以加兵』。日本人對國家之『勢』有著深切認識。

日本現代企業戰士的手中還握有一把鋒光閃閃的『武士刀』——科技。

在許多公司，『和』這個字被醒目地掛在辦公室裡。日本的語言裡也有不少詞與『和』有關，日本食品叫『和食』，日本服飾叫『和服』，日本國自稱『大和』之邦。戰前有一個口號『一次口一期心』，意思是『一億人一條心』，或可說成是『一億顆心一起跳動』——這是一種對全民族步調一致的詩情表達。戰時有一句粗糲卻常吊在人們嘴上的話『一億人能壓碎寶石』，意思是在太平洋上『一億人光榮死去』。歷史便是如此吊詭——正是這種堅韌而又團結的精神使日本人狂熱地卷入戰爭，使自己的國土在世界上至今唯一的被扔下原子彈後成為一片焦土，也同樣是這種精神使日本人萬眾一心，在一片焦土之上迅速地重建國家。

兵家歷來講究『勢』，『知勢而後可以加兵』。日本人對國家之『勢』有著深切認識：沒有自然資源的島國的局促，頻頻發生的自然災害；過去經受了原子戰爭的大劫，現今又生活在世界貿易戰的恐慌中……所有這一切都通過中小學的教育、文藝作品的熏陶，還有上司們的日常教誨，深深注入國民的骨子裡、血脈中。他們無論生死都是一個團體，這種脆弱感產生一種內斂的特殊力量，使日本人努力征服所有的困難而不使其失控。

我們民族什麼時候有過脆弱感呢？有的日子不多，沒有的歲月比比皆是——漫長的皇權中國，如眾星拱月，金鑾殿上放眼天下皆藩、夷之國。『三年困難』時期裡，餓得要到農民的地裡去挖蘿卜吃的孩子們，回到學校，即嘹亮地唱起『我們走在大路上』。『文化大革命』中就更不會有了，從頭到腳幸福地沐浴著紅太陽的光輝，中國還要去解救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無疑，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功，但有些成功暗含著魚龍混雜，或者說，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有可能成為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時下，國內外險象此起彼伏，主政者如履薄冰。但有些人仍不會有脆弱感，他們一向昏昏然於權力橕起的強有力感，以及權力的版圖上拼命往上竄的『形象工程』；還有的雖有脆弱感，卻暗中加緊了對人民血汗的鯨吞，大量貪官攜款外逃和私有企業主向國外轉移財產，僅據《人民日報》公布的，近年來中國貪官600多人卷款50億外逃，實際的數字遠不止這些。最近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披露，僅一個原國家電力公司高層違規違法的金額就高達211．4億元；廣東一個私營企業主和銀行內部人員串通，竟然可以從中國工商銀行騙取74億元的貸款，通過非法渠道匯出中國……

不僅僅如此，日本現代企業戰士的手中還握有一把鋒光閃閃的『武士刀』———科技。

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使自己的科技人員如此快地掌握最新技術，並迅速應用於降低消費品的價格，從而大規模地佔領市場。似乎世界上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能與日本的石英表、電子照相機、攝像機、立體音響設備或復印機、袖珍計算機的制造者進行激烈的競爭。盡管所有這些產品的基礎技術都來自西方，但日本的技術都後來居上。日本企業領袖常以生死來形容公司的科技開發，日立集團總經理在訓話時說：『專利就是生或死！』由於極端重視專利技術，他要求研究人員每人每年都要提出新專利的申請。日本已成為全世界最大專利生產國，每年要向世界各國提出35萬張以上的專利申請書。

在軍事尖端技術上，亦如此。1990年美國打贏了波斯灣戰爭，日本的眾多科技公司也一片沸騰，香檳酒一瓶瓶開得像點爆竹那樣脆響。美國所使用的尖端武器裡幾乎都有重要的日本零件，例如導彈裡用的是新力公司的攝影機；非常規武器中的陶瓷容器、微波功率電晶體等許多重要零件，全數依靠京都陶瓷、日立、富士通、NEC等公司供給。如果日本停止出口零件，美國的高科技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找不到北。

日本人對於美國人，向來在感激之餘又恨又怕。感激的是，戰後日本全套引進了資本主義制度，卻又保留了天皇。美國在恢復重建時也幫了大忙，早年很多技術人員都是送到美國培訓……怕的是，這些年美國人一打仗，日本人總是『哈依哈依』地買單。老布什打伊拉克，日本出了錢。去年小布什要滅薩達姆，日本人說現在經濟不景氣，沒有錢，但出了人，首次向海外派遣日本自衛隊。恨意卻是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在一邊哼哼哈哈鞠躬的同時，一邊正有滋有味地偷著樂！上世紀70年代，日本已向號稱汽車王國的美國出口汽車，這給了從來視世界為自己跑馬之地的通用、福特公司一記耳光。80年代，日本公司紛紛到美國投資，日本人如過江之鯽，他們夾著公文包，戴著金絲眼鏡，或者再挽著位金發碧眼的麗人，在美國的許多城市成了一道突出的風景。在紐約，美國的偶像式建築——洛克菲勒中心也被日本公司收購，在昔日敵國的心髒插上了太陽旗……從1970年起，美國國防部開始要求在美日『國防合作指導』中加入要求包含研發成果的分享，1980年又建立『美日系統及科技論壇』，美國再度要求日本以『分擔費用』的名義，提供科技轉移，包括軍民兩用的科技，例如電子及無線電的產品。這意味著當年被麥克阿瑟將軍漫不經心地稱為『小個子的日本人』，當今已長成為可以和山姆大叔比肩的巨人！

日本人對於美國的這一復雜而又微妙的情感，突出體現在長崎和平公園裡的一個名為『和平』的雕塑上。雕塑主體是個高達十幾米，肩披斗篷、左手食指伸向碧天的人物，其發式與臉部的造型卻不像日本人。導游告訴我，它們有些像美國人。這仿佛是山姆大叔在捫心自問，悔過自責：天呀天，當年我乾嘛要在這裡扔下原子彈？又像是山姆大叔佇立於這座自古以來就是日本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向世界舉證：我腳下是一片充滿奇跡的土地……

不知道今日美國對日本的真實感受如何。我只知道——從當年B－29轟炸機上向長崎投下原子彈的美國飛行員（副駕駛）弗雷德·奧利夫今年4月11日在芝加哥老去，享年83歲。直到生命的最後歲月，奧利夫仍然對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的必要性深信不疑。1995年他在接受美國《芝加哥太陽時報》采訪時說：『盡管轟炸造成了許多死亡，但我仍然認為這一行動不可避免。如果美國人在日本領土上登陸，無論是盟國還是日本，傷亡的人數會更多。』

四

日本國是立於神話之上的，自稱神國。他們有一個民間傳說，天上有一個神拿著一根棒在地球上轉一轉，把棒提起來時，一不小心落下了一滴水，這滴水落地之處就是日本。

不承認徐福是老祖宗，卻並不妨礙日本人打下以中國為師的文化基礎。作為一個中國的近鄰和長期封閉的島國，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

中日之間早在2000多年前就開始有交往。據民間傳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為了尋求長生不老藥，曾派徐福率領3000名童男、童女，乘由50艘船組成的龐大船隊，東渡日本尋找長生不老藥。結果沒有找到，徐福想打道回府，有手下提醒他，你沒有完成皇上交辦的差事，回去只有死路一條，不如乾脆留下來，徐福一行就留下了。這時的日本仍處在石器時代，大多數日本人蓄著長發，用繩結紮在頭頂，並用一條白布系在額頭上。直到今天，日本人還很喜歡在節日裡將白布條系在額前。他們大多為黥面文身的漁民，漁民們說下海捕魚時文身是誘惑魚的一種好辦法。女人們穿的衣服不過是一塊在頸部挖了個洞的布，就像墨西哥人的披風。人們性格平和，不會嫉妒。實行的是一夫多妻制，一般一個男人可娶四五個妻子。日本人喜歡喝酒，像馬來人、印度人那樣用手抓取食物。那時他們沒有肉吃，通常吃魚、蔬菜和大米。據說當時徐福便發現日本人長壽，可以活到80到90歲，有的甚至活到100歲。他還發現他們在種稻和捕魚之外還特別擅長巫術、預言、佔星和用泥土佔卜。

徐福是第一個將中國古代文化與文明傳播到日本的人。從奈良往西南方向走100公裡，現在是和歌山縣新宮市，這裡有一片美麗而又寧靜的海岸，就是徐福當年登岸的地方。城市附近有一個小公園，公園裡有徐福的墓，不知道這是衣冠冢還是實墓，墓前立著一塊高約3米的石碑，墓碑立於1834年，上面是一位高麗書法家的草書——『徐福之墓碑』。每年的11月28日，和歌山人都會在這個公園裡舉行一次徐福登岸的紀念活動，這說明徐福確實是到了日本。

徐福一行留下來總要生兒育女，所以中國自有人津津樂道說，日本人的祖先也是來自中國的中原地區，他們的祖先也是漢人。日本也有學者對此持相似的看法。上世紀80年代，早稻田大學有一位研究徐福的學者，叫鈑野氣峰，他說徐福和他留在日本的3000名童男童女繁衍了成千上萬的後世子孫，只要是茶褐色眼珠的日本人，就肯定是齊部落（即徐福所屬的部落）的後裔。這些日本人中，許多人都姓齋藤，漢語中的意思就是齊。他說孔子和老子都與齊有淵源。徐福隨員的後裔有不同的姓氏，他們中的許多人姓秦，這是秦王朝的國名。在山口郡，1300年前曾建立過一個秦王國。隋朝皇帝派遣的使節從日本回來後告訴他，山口郡的人與漢人有同樣的面孔、風俗和生活方式，就像是從中國去的，其實他們就是徐福使節的後裔。據鈑野的估計，至少有30％的日本人有中國血統。仿佛是要呼應鈑野的看法，1994年4月當選的日本首相羽田孜，在上任前公開宣布他是秦始皇的後裔，日本列島為之震動！他說他的祖先姓秦，在200年前纔改為『羽田』，他是徐福一個隨員的後代。換句話說，這位首相承認自己具有中國血統。但是，絕大多數日本人不認同鈑野的說法，如同他們也不承認在『二戰』中日本是被美、蘇、中三國打敗的，他們只承認自己是美、蘇兩國的敗將。

日本國是立於神話之上的，自稱神國。他們有一個民間傳說，天上有一個神拿著一根棒在地球上轉一轉，把棒提起來時，一不小心落下了一滴水，這滴水落地之處就是日本，日本就是這樣來的。世界上許多民族的起源都出自於神話傳說，本不足為奇，神話是人類的智性源泉之一。但一般來說，先民們的後代總是能把浪漫的神話同確鑿的歷史區別開來，神話就是神話，屬於文化遺產的內容，至多具有某種宗教的功能；歷史就是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真實記錄。然而，兩千多年過去，日本都一直未能在斑斕的神話裡醒過來。日本人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看法，一如『文化大革命』裡譚立夫先生對於自身高貴血統的看法——日本者，『乃日所出之國』，是『天地間最初生成之國』，『為世界之根本』，世界萬國皆為『日本之郡縣』。日本人為自己創造出了祖先神——天照大神，他是800萬神中最高的神。天皇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及其在人間的代表……因此，堂堂日本人怎麼可能會是一個荒誕不經的術士給弄出來的呢？大和民族和華夏民族絕對互不相乾。

不承認徐福是老祖宗，卻並不妨礙日本人打下以中國為師的文化基礎。

自唐朝以來，日本人對中國知識、風俗人情和思想，甚至朝代變遷、人事更換的情報，都特別悉心搜集研究。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人認為智慧的來源之一即是情報，搜集情報在日本被視為成功或失敗的重要關鍵之一。與中國人認為搜集情報是間諜或小人所為，一般人都予以排斥相反，在日本則是全民自覺的工作。政客、軍人和文人不必說了，就是漁民自他國返回島上，也會自動向相關部門報告各地見聞，包括各地風土人情、經濟物產、地理交通，甚至可能細到女子在家中的地位，連人們使用的梳子、煙斗都畫成圖示……

當時的交通條件是平均20年纔能有遣唐使穿越驚濤駭浪往返兩國一次，但日本文明的進程並不滯後於中國社會的流變，用今天的話來說堪稱『與時俱進』——

公元744年，唐朝改變紀年的稱號，從此改『年』為『載』。11年後，日本也跟著改變，從天平勝寶7年（公元755年）起也改『年』為『歲』。729年起，唐玄宗把自己生辰列為國家慶祝的節日，稱千秋節。775年，日本也設置天長節，作為慶祝天皇誕辰的節日。唐朝於713年把中書省改稱為紫薇省，日本於749年也設紫薇中臺，以代替原來的皇後宮職。唐玄宗特別重視《孝經》，744年特令家家戶戶都必須要有一本，日本於757年也下令戶藏《孝經》……

至於游戲娛樂，凡在中國風行的，如唐代盛行踏歌，正月十五張燈，文人宴集常好以流觴走筆、分韻和詩等事為樂，這些在日本也同樣傳開，只要翻翻日本當時的記載或詩文集，幾乎觸目皆是，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待續）

這是『江鈴都市新觀察』開辦3年來首次走出國門，將觀察的視覺觸到與我們隔海相望的日本。

雖然十幾天的時間只能浮光掠影，但這種感性的體驗無時無刻在與主持人胡平多年內心理性的沈淀相互猛烈撞擊著，於是就有了本報『江鈴都市新觀察』從今天開始並將連續用五期的篇幅刊登的《東瀛沈思錄》。這肯定將是『江鈴都市新觀察』創辦以來最令人關注和期待的5期內容，因為在這洋洋4萬字裡行間，

你會感到一種震撼！

5月下旬至6月上旬，我在日本呆了12天。期間，先抵大阪，次日飛九州的福岡，往長岐，再乘船經日本內海抵神戶，在奈良、京都、名古屋、橫濱、東京均有停留。在東京住了兩晚後，飛北海道的札幌，一天時間，先上登別山區的牧場看原住民的遺址，買包乾糧喂食原出沒於此、現圈養起來的棕熊，後去離北方四島不是太遠的小樽町，看北海島琳琅滿目的海產，還有札幌名聞天下的八音盒，當晚便返東京。次日，在初夏的一場悶熱的綿雨裡，在似乎並不比上海南京路、淮海路奢華的銀座大街上，我看到了為迎接本屆奧運會的火炬接力賽跑……朋友告訴我，國人來日本，一般就是在本州（即日本中部）轉上個四五天、七八天，像我們這樣到了南部九州、北部北海道的，尚不多見。

為了不負邀請方的一番盛情，亦為著本觀察的視野有個更高的向度，一路上我想著要記下些什麼。雖然天闊海闊，浮光掠影，但過去我一直對這個蕞爾島國有著強烈興趣，看過不少相關的書，行文之中總會有些理性澄明的積淀。盡管媒體裡關於日本的文字已是恆河沙數，但對於近代以來這個在國家利益與民族情感上總和中國糾扯不斷的國家，我們更多注意的是它當年給中國人民、亞洲人民烙下的歷史創痛，而多少有些忽視『二戰』後它在一片焦土上奇跡般地崛起，以及這根神奇的鏈條突然在上世紀90年代崩折所提供的歷史鏡鑒。竊以為，國人對於日本的認識有些平面化，與其人雲亦雲，義憤填膺，還不如安靜地坐下來，讀上幾本日本的戰前史、戰後史，看幾部日本的電影、小說，有可能再去走一趟。這時候，你便一定會像我一樣琢磨：這些總讓世界震驚、吃驚的日本人，到底是些什麼人呢？這個頂上總有白雪光芒的富士山下的島國，在太平洋與日本海的茫茫風濤中，將會走向哪裡？

一

在東京，豪華、漂亮的寫字樓隨處可見，各種氣勢不凡的建築物多得也如大街上鮮艷多姿的酷男靚女。可是，日本政府的各部門依然擠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舊樓裡。

日本的行政劃分沿用的是中國秦朝的府郡制，秦王朝把天下劃分為26個郡，日本則把江山劃為『一都，一道，兩府，43縣』，都、道、府、縣其實就是中國郡的概念。『一都』是東京都，『一道』是北海道，『兩府』是指大阪府和京都府，道府以下管轄好幾個市，像大阪市也歸大阪府管，札幌市歸北海道管。縣也管市，如日本第四大城市名古屋就歸愛知縣管。讓我感興趣的不是日本的行政區劃，而是對政府的稱謂，都、府、道稱為都廳、府廳、道廳，縣、市、町（即我國的鎮或村）則稱為縣役所、市役所、町役所。開始在許多地方看到『X役所』這樣的指路牌，我好一片茫然，最後自作聰明，以為這是類似國內監獄或勞改、勞教的去處。後來明白了不禁啞然一笑，堂堂一個政府，怎麼弄成這樣一個灰頭土臉的名字？再一琢磨，倘若在觀念深處就以為政府是管百姓的，那麼政府的門面當然高大氣派，鶴立雞群，未進門便讓百姓有了幾分畏懼感，官員們也難免頤指氣使，索拿卡要；倘若鐵定以為政府與生俱來就是為百姓服務、為納稅人打工的，這『X役所』的叫法倒也貼切。

在東京，豪華、漂亮的寫字樓隨處可見，各種氣勢不凡的建築物多得也如大街上鮮艷多姿的酷男靚女。可是，日本政府的各部門依然擠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舊樓裡。除了外務省、經濟產業省和財務省等幾個重要部門，其他的省、府、廳大多是幾個部門擠在一棟樓裡，名曰『共同廳捨』。若能走進這些部門，你會看到走廊裡擺滿了各種文件櫃，有的地方還放著復印機。一般情況下，一間五六十平方米的辦公室有幾十個工作人員。桌子一張挨一張，椅子幾乎背靠背，如果兩人同時坐在那裡，通行都有困難。每個人的桌子也不大，除了堆積的文件資料和一臺筆記本電腦，幾乎沒有空餘的地方。辦公室裡還要闢出一個角落，用以接待來訪人員。有新華社記者寫道：『我每次去采訪課長級人物（相當於中國政府部門的處長），都是在這種場合進行的。這與到日本一些大公司裡采訪遇到的情況大不相同。剛開始時，我以為是個別部門缺少辦公用房纔那麼擁擠。後來等我幾乎跑遍了日本所有的政府部門，纔發現他們政府各部門的辦公室都如此，並非個別現象。』不僅僅是在東京，在我到過的所有地方，各地最好的建築物一般都是學校，而不是政府機關。

二

自己有的，存起來不用，自己沒有的，更要千方百計弄來。

如果以國土面積相比較，日本大概只有中國的二十六分之一，只有美國的二十五分之一，所以中國的國土面積與美國相比，只是多了一個日本而已。

日本是一個多地震的國家，全球一年會發生54000多次大小不等的地震，其中日本大概佔了十分之一，約有4500－4600次地震，如果除以365天，答案就是日本天天有地震。一二級的地震，人們基本上感覺不到，二三級的地震，你可能以為是火車在晃或者自己喝醉了酒。四五級的地震，人們纔有明顯搖晃的感覺。日本人對地震已經習以為常，晚上被晃醒，上一趟洗手間，喝杯茶以後上床接著睡覺。除非六七級的地震，纔會考慮怎麼逃生。全日本有火山180餘座，80％為活火山。我到位於神奈川縣的太谷火山看了，在山下很遠處就能聞到空氣裡有一股硫磺燃燒的氣味，山上一團團白煙昇騰，四季皆然。如果有兩三個月此煙漸漸由白泛黑，那麼再過兩三個月，火山便有噴發的可能。但太谷山百年來靜若處子，只給游人一個廉價的祈願——在火山口邊的小店裡有黑玉子賣，日語中的『玉子』便是雞蛋，500日元6枚，在氣泡嘶嘶的地下水裡煮了，蛋殼即呈墨色，當地傳說吃了一個墨玉子，能增七歲。

日本國土狹長，除了北海道有到了美國西部的地廣人稀的感覺，其他中州和九州，城市和村鎮都顯得頗為擁塞。我在南昌市系馬樁、大士院一些地方已經看慣了蜂窩似的握手樓、接吻樓，未想到在日本許多地方也有，不過因少有高層建築，一般為二層，房捨又造型各異，上下加起來不過七八十平方米，卻都有陽臺、樓臺，而且門前屋後總有花木、草地鑲嵌，給人的印象倒反是精心、精致，袖珍積木似的別有情趣。由此，我發現對生活質量的追求，可以改變人對局促空間的審美感受。因為土地的珍貴，大阪、東京的機場，還有我所經過的神戶港，都是填海造出來的。好像大阪的一些工業區，長崎沿海的道路也是如此。

在飯田高原，在登別山區，還有去日本的許多小說裡提到、屢有浪漫故事發生的箱根地區，無不見濃陰蔽天，綠海跳躍。山上或公路兩邊多是有著十幾年、幾十年樹齡的杉木，以及其他一些我叫不出名稱的大樹。眾所周知，日本是個資源匱乏的國家。依我看，島國又是山國，日本最不缺的資源就是木材了，但在這12天裡，在所有的酒店、餐館所用過的一次性筷子，沒有不是來自中國的。一雙雙白白淨淨，光滑得像上了一層釉，令你吃完不捨丟棄，決不像在國內用過的那樣粗糙而又來歷不明，有的還剛扳開就斷裂了……顯然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咱們用的是優質木材。

自己有的，存起來不用，自己沒有的，更要千方百計弄來。日本早就在大力收購核原料和核廢料。日本現有核電站近50座，每年有大量的核廢料（約700噸），其民用核電在世界上名列第三，28％的電能是靠核電。於是，日本即以民用核電需要為名，大量收購、儲存核原料，甚至不惜付出高昂的代價。1992年，日本從法國購進1．5噸?，購價為13億日元，運價竟達278億日元。1995年，日本又僱傭英輪從法國運回經過加工處理的?及經過再處理的14噸核廢料。日本不僅從美、英、法等國收購核原料和核廢料，而且還與俄羅斯協商，企圖巨額收購其核彈拆卸下來的核原料，以及本擬向海洋傾倒的核廢料。在1994年，日本國內?的擁有量已達4684千克。僅這些數量，便可供制造數百枚原子彈。有專家估計，到了2010年，從英、法等國直接引進的?，再加上在青森縣已建成的核廢料再處理和?回收工廠可以分離和回收的，那時日本?的擁有量將達到100噸，除用於發電，尚可剩餘62噸?。這個數量足夠制造7500枚核彈裝藥之需（1噸?約可供造120枚核彈的裝料）。所以，日本一旦走上核武裝道路，很快就可以變成世界上第三核大國，而且遠遠超過中國。

在日本的城市、村鎮裡轉著，一個稍有心的中國人很難不發出這樣的感喟：日本的好車，大排量的車，大概相當一部分賣給了中國。

時下已經有一場不見戰火硝煙卻事關中國前途的『戰局』在悄然布下……

讓我同樣吃驚的是，在福岡、長崎，在北海道的札幌，馬路上跑著的大多是微型車，如昌河北斗星，或小排量汽車，導游說日本人家庭購車，一般都是買此類車，他們會考慮經濟、適用、環保。像國內一些地方近幾年修出來的幾十米寬的大馬路，在日本看不到。在比較窄的路上走起來，微型車顯然如魚在水。在東京、大阪、橫濱等大都市，要想見到一輛奔馳、寶馬，你的脖子一定會擰得發酸，更遑論賓利、勞斯萊斯了，就是日本產的豪華車也不多見。人們大多是開國產車，包括一些大公司的老板都是開著豐田、尼桑上下班，他們的公司肯定有勞斯萊斯、奔馳、寶馬，但只用於對外接待，自己決不開進口車上下班。在日本人眼中，開進口車的人大多不務正業，像開地下錢莊一類發了橫財的暴發戶，或者具有黑社會背景……

日本已是世界第二大汽車工業國，僅看豐田公司———這個1933年纔開始在一家自動紡織機廠裡生產汽車的跨國企業，如今已在全球26個國家和地區有46個生產廠家，在國內有15個分廠，去年的總產量已達到650萬輛，遠高於中國的總產量400餘萬輛，可能僅次於美國通用。日本的汽車制造業雖然很發達，但是真正開車上下班的只有20％－30％的人，大多數人還是乘坐輕軌或地鐵上下班，因為坐輕軌或地鐵不存在塞車，一趟車是幾分鍾就是幾分鍾到，自己開車的時間卻很難掌握，路上的情況非本人所能預料。日本城市的地上交通已經相當發達，各大城市都有輕軌電車，但他們仍很重視地下交通，像東京、大阪、名古屋、京都、神戶、橫濱、仙臺、札幌等9大城市都有地鐵。

在日本的城市、村鎮裡轉著，一個稍有心的中國人很難不發出這樣的感喟：日本的好車，大排量的車，大概相當一部分賣給了中國。

行程中有一天是去離名古屋20公裡的豐田堤工廠參觀，近中午又到附近的豐田總公司會所。在這裡，我不禁就這個想法問起豐田公司中國課企劃室主任宮下先生，他說：以豐田公司而言，它在中國的營銷策略只能適應中國的市場，前幾年，中國課在中國搞了一次市場調查，大多數客戶要買的是排氣量在2．0以上的三廂轎車，最好是日本、德國車，連中德合資生產的二廂POLO車，他們都不放在眼裡。宮下先生顯然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些了解，他還說：中國人認為轎車就要像轎子，二廂車怎麼像轎子呢？

在日本，汽車市場主要是面向個人、家庭；在中國，轎車的相當多客戶來自於各級官員。去年，這筆轎車費及人工、維修費在全國達到了3500億元人民幣，約佔全國總稅收20461億元（不含關稅和農業稅）的17％。某些日本人是否會如是想———讓中國官員們去裝飾豪華、舒適的小車裡峨冠博帶、面含矜持吧；讓北京這個全世界原本羡慕的自行車城，在歐洲許多城市開始『自行車化』之時去變成一個狂躁奔突的汽車城，讓他們大大小小城市的馬路、立交橋上都堵得幾近一塊鐵板、一個蒸籠；讓一些早就開車，而且開大車的中國擺闊族情緒高漲：『美國人能開大車，為什麼不讓我們開大車？』而被噪音與廢氣包裹的老百姓們側目而視、怨言相對；讓那個龐然大國沈醉在『天天都是好日子』裡水袖翩翩、弦歌不輟，自己恭喜發財吧……

即使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時下已經有一場不見戰火硝煙卻事關中國前途的『戰局』在悄然布下：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統計，2004年第一季度與去年同期相比，全球對石油的消耗增加了160萬桶，其中中國就佔到了100萬桶。日本目前的GDP比中國大了3倍，但石油消耗和中國大體相當。毋庸置疑，世界石油供應鏈具有極大的脆弱性。一方面，據英國石油公司宣布的全球石油評估報告，截止到2003年底，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儲量為11500億桶，按照目前的開采速度只能供開采41年。另一方面，世界過於依賴海灣的石油，中東偏偏又是最大的火藥桶。難怪已經有人在問：是否有一天，中國要為爭奪石油而戰？

三

據說當時全城樹木皆毀，只有兩棵銀杏樹活了下來。今天的長崎市裡，映入眼簾最多的樹木就是銀杏。

1945年8月6日，星期一早上，正好是大家剛上班的時間，美國在日本廣島扔下了第一顆原子彈。選擇廣島投放，是因為這裡駐有陸軍第二軍總部，該軍擔負了整個南日本的防御。

突然間，天空閃出一團藍白色的強烈亮光，廣島所有的時鍾從此永遠停在8點16分2秒上。這顆叫『小男孩』、其威力相當於1．25萬噸梯恩梯炸藥的原子彈，在離地面1900英尺（約580米）的高度爆炸，一個大火球衝天而起。幸免於難的人只記得原子彈爆炸的最初一刻，滿眼是光，強烈無比的光，使人睜不開眼，卻美麗得嚇人，而且變化多端。一個目擊者描述那團光在上昇及散開時，由白色轉為粉紅，再轉為藍色。其他人似乎看到五六種鮮艷的顏色。有些人只在一團白光中看到一道道金光，好像一個照相用的大閃光燈泡在廣島市上空爆裂。

火球發射出來的熱只延續幾分之一秒，但30萬攝氏度的高熱使爆心半徑一公裡內的花崗岩都溶化了。爆炸中心投影點附近的溫度急劇上昇到3000－4000攝氏度；距離1500米處的物體表面溫度，也達到540攝氏度。片刻之後出現一股可怕的衝擊波，三公裡內所有建築物，除了少數幾幢堅固的、防地震的建築物，全部被摧毀。全市76000座建築中，只剩下6000座大體殘存。多數居民正在上班途中，因此當天的死亡數字超過了10萬人。戰後統計，包括後來因輻射中毒、灼傷、創傷死亡的人數，廣島由於遭受原子彈爆炸而死亡的總數達到246726人。

8月9日上午，9時02分，美國又在長崎扔下了第二顆原子彈，它的名字叫『胖子』，爆炸力相當於2．2萬噸梯恩梯。選擇長崎是因為這裡的造船業發達，也是日本較早的對外貿易港口，商貿業繁榮。

這時，人們大多在室內上班，又由於周邊群山的屏障作用，當時只死了7萬餘人。在離爆炸中心近的地方，有一所監獄，在那幾分之一秒內，連人帶建築全部化為烏有，至今在和平公園裡還保留有該監獄的幾處地基。有些地方，人一下子被整個蒸發，只看到殘牆上留有軀體被蒸發後的一片印跡。更多的人被毒死，他們雖遠離爆炸中心，但在高熱的強輻射下，很多人都想喝水，水卻被巨大的蘑菇雲所釋放的毒氣污染了，當時在河邊池邊能看到大量被毒死的人。現在和平公園內修建了一個大水池，意在一片粼粼的水光前祈願這些被渴死的靈魂能夠得到安息。以後五年裡長崎又死了14萬人。據說當時全城樹木皆毀，只有兩棵銀杏樹活了下來。今天的長崎市裡，映入眼簾最多的樹木就是銀杏。我想，關於吃銀杏果能防癌的傳聞，其出處莫不來自長崎？

皇宮外細卵石鋪就的遼闊廣場上，數十萬民眾跪伏在地，一片片哭泣聲宛若巨大的陰雲籠罩，久久不能散去。

在日本，『忠』的思想浸透於整個社會，藩國或團體的安危成敗歷來重於個人生命，這是所有階層的至高理想，形同宗教。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時，45歲的裕仁天皇，這明治天皇的孫子，有史以來第一次破例親自拿起麥克風。在這以前，他的一億臣民還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低沈沙啞的『仙鶴之聲』。天皇在投降詔書中說———

『雖然每個人都盡了最大努力……戰爭狀況的發展未必對日本有利，面對世界的總趨勢已經轉向反對它的利益。此外，敵人已開始使用一種新的更殘酷的炸彈，它的破壞力確實是無法估計的，使許多無辜的生命遭到屠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已經命令接受盟國聯合宣言的條款……

我國今後將遭受的艱難困苦肯定是巨大的。我深知你們———我們的百姓心靈深處的感受。然而，按照時勢和命運的支配，我們已經決定為未來的世世代代鋪設一條偉大的和平道路，我們要忍受不堪忍受的事和承受難以承受的痛苦……

讓我們整個民族繼續像一個家族一樣代代相傳……』

這時，皇宮外細卵石鋪就的遼闊廣場上，數十萬民眾跪伏在地，一片片哭泣聲宛若巨大的陰雲籠罩，久久不能散去。此次朋友領我到廣場走了走，對面是青梅酒似的護城河，黛色的城牆，很少看到幾個警衛卻是在日本最好的電子監視裝置保護下的皇宮。滿是松樹濃陰覆蓋的廣場上，布有好幾個對稱的噴泉，地面大部分改成了大理石，但仍留有一些長條形的地面為細卵石，想必是為著保留下自明治維新以後一個原本只有勝利沒有戰敗的民族跪伏其上的刺痛與淒楚……

在這之前的6月13日，衝繩島，海軍少將大田在『玉碎』前，命令將傷病兵三百餘人注射毒劑，以免他們被美軍用噴火器燒死。6月22日，在美軍每天都散發數百萬張日文傳單，保證會寬待戰俘後，6月22日早晨，陸軍牛島滿中將和長勇參謀穿著嶄新的制服，並佩掛勛章，在洞外的岩石上鋪一條白布，兩人跪坐，依據武士道儀式切腹自殺，由一個軍官砍下他們的首級。即使衝繩會戰結束了，死亡並未結束。一些赤身裸體的日軍衝出山洞，對美軍扔石塊，然後狂奔至岩後自刎，或用手榴彈自爆。一位美國隨軍記者記下了一起十分可怕的自殺事件：美軍在樹林巡邏時，突然被一群日本人包圍，其中還有一些女人。巡邏隊長異常鎮定，微笑地送上香煙，幾名日本兵放下武器，伸手取煙，日本軍官並未阻止，只是轉過身，拿起指揮刀刺死身旁的婦女，並將刀和手表交給美軍，接著退後幾步，引爆手榴彈自殺。此舉感染了其他日本兵，他們也立即刺死婦女，接著自盡……整個血腥場面延續了兩個小時。

就是在天皇發布投降詔書之後，許多地區的日軍不僅繼續抵抗，有的地方還下令反攻。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仍然繼續戰斗，直到9月上旬方纔停止。

其實，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並不強烈，在日本學校中並沒有任何宗教教育，其道德教育就是教『武士道』。現代日本人z出生時去神社、神宮求神問卜，結婚時去教堂，死亡時卻行佛教誦經儀式，他們只是接受外來宗教的儀式，在內心還是受本國傳統的影響。在日本，『忠』纔是一種宗教，並成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

中國和日本在文化和宗教傳統上有許多地方共有或相通，在過去的一千年中，兩國卻漸漸呈現為涇渭兩域。例如在中國孝優於忠，忠孝不能兩全時，大部分國人選擇孝，少數人例如岳飛的母親，要岳飛不必盡孝，先去盡忠，結果是岳飛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為盡忠的反面教材。中國的忠也只要求吃皇糧的，古來老百姓就有一句形容自己與政府關系的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在抗戰最激烈的時候，日本戰斗機飛行員會驚愕於一個奇特的景象，日軍與我軍正在城內外激戰，城外不遠的農田中，農民竟然若無其事地在田裡勞作。可見當時中國的組織、動員、文宣、士氣都遠沒有到達鄉下地方，亦表現出一般百姓對於應為國盡忠的觀念其實是薄弱的，面對戰爭多少有些事不關己的味道！

在日本，『忠』的思想卻浸透於整個社會，藩國或團體的安危成敗歷來重於個人生命，這是所有階層的至高理想，形同宗教。雖然武士最充分尊崇武士倫理准則，但它絕不僅限於武士階層，一般日本學者認為，在德川時代，商人階層也已武士化了。同時其他階層也一樣對武士之道有著至高的崇拜，全社會都在傳授本質上相同的倫理，都強調忠與孝、服從與正直、節儉與勤勉。一個在日本家喻戶曉的例子是，太平洋戰爭末期，打下多架敵機的飛行員?井三郎重傷瞎了一眼，他的幾位女同學和他們的父親爭相來到醫院向他提親。他予以拒絕，理由是他仍須參戰，許多同僚都已戰死，自己如何偷生？後來他成為戰機教練，無須在戰場上格殺，他表妹立刻前往軍營對他說：『我是來做你妻子的！』婚後她要求?井代為准備一把利刃，隨身攜帶，她對?井說：『如果你陣亡，我就自殺』……

（待續）

主持人的話

近年來，江西不再僅僅是一個紅色的老故事，它的革故鼎新，它的風生水起，它的色彩披離，顯然在受到外部世界越來越多的注意。

不久前的一個例子是，影響力甚廣的英國《金融時報》在3月9日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沿海財富向內地輻射》的報道，內稱：過去『像江西省省會南昌那樣的內地城市大多在國內外投資商的開發計劃之外。但是，南昌的命運正在發生改變。幾年來，數條高速公路和鐵路的修建已使這座城市不再偏僻遙遠，制造業也因此從沿海轉向內地……』

再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陳耀研究員在今年第三期的《決策諮詢》雜志上發表了《從『江西現象』看中部崛起之路》的文章。猶如林中看林，山上說山，過去自己稱這塊土地上有個什麼現象，總讓我覺得牙根有些發酸。但我注意到，這是一個局外人，一個不是一般身份的局外人對於贛鄱大地上這幾年的變局冠之以『現象』。在提供了那麼久那麼多紅色的故事、革命的經典、青翠的竹木、銀白的稻米之後，現在能給這個國家提供一種活力迸射的『現象』，而且還能從這『現象』中展示出中部崛起之路來，江西人當然有理由感到高興。

我們卻不能沈醉，更沒有絲毫理由自滿。這其中的種種道理，省委書記、省長在大會小會上肯定是講得山長水闊。我只講不久前匆匆走馬的兩個深刻印象———

一是在經濟總量國內排名第二、外向型經濟最為發達的江蘇，全省境內現正被一輪浙江的太陽給熱烤，用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最近一番嚴峻的話來說便是：江蘇已經全方位地落後於浙江！

二是以吃苦耐勞的小手工作坊著稱的『溫州模式』在浙江步入了『偶像的黃昏』。但在該省，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當前浙江的民間資本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進軍汽車制造業，浙江民企已經支橕著整個中國汽車零部件產業的半壁江山，一汽、東風、上汽每年有50％的零部件采購來自浙江。而吉利的始作俑者李書福，在1998年就用先斬後奏的方式闖入了整車制造業。現在『你造車了嗎？』成了浙江私營企業主見面時流行的問候語。可以說，當今的浙江以創新、擴張昇級『溫州模式』，民營經濟正在巨鯨般吞食汽車業，還有昔日被視為禁區的基礎設施行業。

其實，這也是兩種現象。它們與『江西現象』或者還有其他什麼現象比起來，分別呈現出當今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路徑。不過這兩種現象還分明反映出吳越文化的顯著特色———內斂與堅韌。江蘇人、浙江人一向在外面低調行事，仿佛『這裡的黎明靜悄悄』，關起門來卻拼著命乾，追星逐月地乾，精雕細刻地乾。你到過浩大的西湖西進工程竣工後的杭州嗎？有詩雲———

我聽見西湖是怎樣一路唱著吳歌流過你的身體杭州！

在一切水清澈流過之所我都聽見

孩子的歡唱情人的吻聲杭州！你的人民是天堂的居住者頭戴桂花的金冠……

而我在黃龍飯店的頂層如入仙境

用酒鬼的眼睛一動不動看你……

本期內容基本上是由我自彈自唱了，也就不必『主持人的話』。

晚清江西籍的官員能有影響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還有三位。

湖南是變法維新的風雲地，巡撫陳寶箴所領導而由其子陳三立襄助贊畫的湖南新政，可以說是清末改革的模范域區，一度聞名中外。

陳寶箴，字右銘，江西義寧（今修水）人，以舉人出仕，先後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馬關條約》簽訂後，他為國家的危難痛心疾首，曾上疏陳說時局利弊得失。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昇任湖南巡撫，他推行新政的功績，首先在於他打破了湖南自洋務運動時期以來被守舊勢力控制的沈悶局面，剛到長沙任職就察劾縣以下昏吏20餘人，因得亢直美名。

在經濟上，陳寶箴認為『凡有可以稍裨國計民生者，分應殫竭愚忱，盡其力所能及』，『尤可次第推廣』，『以救國民』。他開創了湖南近代工礦業的先河，正如當時《湘學報》所贊揚：

『我湘陳右銘中丞，亟力圖維，聯屬紳耆，藉匡不達。興礦務、鑄銀元、設機器、建學堂、豎電線、造電燈、引輪船、開河道、制火柴，凡此數端，以開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國勢，善於變法，而不為法所變。』

陳寶箴在發展工礦業中的第一項措施就是奏准開設官礦領導機構——湖南礦務總局。他奏稱：『湖南山多田少，物產不豐，而山勢層疊奧衍，多礦石之質類，不宜於樹藝；唯五金之礦，多出其中，煤鐵所在多有，小民之無田可耕者，每賴以此謀生。』陳寶箴的奏請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95年2月，湖南礦務總局在省城長沙正式成立。與此同時，陳寶箴又擬奏了《湖南礦務簡明章程》，對辦礦的方法、經費、股份、礦質等問題作了若乾具體規定。隨後開始了大張旗鼓的招股建礦工作。1896－1897兩年之內即建起了常寧水口山鉛鋅礦、新化錫礦山銻礦、益陽板硒銻礦、平江黃金洞金礦等大型官辦企業，其中以水口山鉛鋅礦為第一，鉛鋅產量呈逐年上昇趨勢。

新化、益陽銻礦的大量開采，使長沙省城的煉銻業開始產生。1896年起陸續有民族資本家在靈官渡開設大成公司、湘裕煉銻廠。靈官渡則成為湖南省最大的礦產品轉運碼頭。

陳寶箴的礦務政策對後任的經濟決策影響甚深。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湖南創辦了阜湘、沅豐兩個礦務公司。1903年，巡撫趙爾巽奏准將兩礦務公司合並為『湖南全省礦務總公司』，旨在壟斷全省的采礦、煉礦之權，抵制外國侵略者攫取礦權的活動。

陳寶箴還與長沙紳士王先謙、張祖同、楊鞏、黃自元等商議，創辦了和豐火柴公司和寶善成機器公司，陳寶箴倡議創辦的這幾個企業，實際上是長沙也是湖南最早的近代企業。

陳寶箴還是湖南近代電信業的開拓者。他上任的第一年就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商議，接設湘鄂兩省間的電線，湖南一段自長沙省城起，沿湘陰、岳州、臨湘一帶驛路安設，至湖北蒲圻縣境，計程225公裡。全線竣工後，在長沙設立電報局，收發官、商電報，是為湘省設立電報局之始。

長沙及湖南近代工礦業的發軔，與外省民族工礦業的產生有很大區別。這就是『長官導之於先，士亦各抒忠義以奉其上，官紳一體，上下一氣』，所以『湘省風氣之開，較他省猶神且速，為中國一大轉機』。確實，『官導於先』，『上下一氣』，是湖南維新運動期間工礦業得以蓬勃發展的一大關鍵。

與奠基了湘省的工業化相比，陳寶箴更讓人耳熟能詳、功在後世的是開啟了湘人的『民智』與『民權』。

有評論稱：辦輪船公司、制造公司、及通電報等，設算學堂、武備學堂等，張之洞也做過並稱之為『西法』，其性質基本上為西藝。而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在湖南設南學會、《湘報》館、時務學堂等，則是實行張之洞所未能實行的那一部分西法，其性質為試行西政。

所謂『開民智』，即包括開發『民權』、『公官權』、『務分官權與民』等現代理念。所謂『開民權』，其具體落實則為具有地方議會性質的南學會，具有公共論壇性質的《湘報》，具有新政人纔學校兼公共論壇性質的時務學堂等，這是近代中國最早實行的地方自治實驗暨民權實驗。

陳寶箴在湖南進行的政治改革主張漸進徐圖，而康有為、梁啟超輔佐光緒帝與慈禧太後抗衡，並期盼以激烈的非常手段解決中國的憲政問題，結果反被『後黨』以非常手段解決，史稱『戊戌之變』。

今人劉夢溪先生曾說：『如果當時的改革能夠按照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主張，緩進漸變，不發生康有為等人的過激行動，清季的歷史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1898年9月21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發動政變，幽禁光緒，通緝康梁，殺『六君子』於京城菜市口。10月6日（農歷八月二十一），懲處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上諭發出：『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著一並革職。』

所謂『濫保匪人』，即戊戌披難的『六君子』中，劉光第、楊銳均為陳寶箴所保薦，還有兩君子———譚嗣同是倡導湖南新政的先進，而梁啟超則是湖南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與陳氏父子的關系均非同尋常。

湖南是變法維新先進域區，尤為反對變法者所嫉恨———

義寧父子10月21日獲懲，第二天，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鈞就上奏慈禧，認為處分太輕，提出：『如陳寶箴之保譚嗣同、楊銳，王錫蕃之保林旭，適以增長逆焰，助成奸謀。此當與發往新疆之李端?一例重懲，僅予革職，不足蔽辜。』

10月14日，山東道監察御史張荀鶴又奏陳寶箴巡撫湖南時所設之南學會、《湘報》館等雖已裁撤，但保衛局還繼續存在：『聞保衛局皆陳寶箴所用邪黨劣紳，希圖薪水，而後選道左孝同把持尤其，不顧虐民斂怨，釀成亂端，且捏稱商民情願捐資，辦有成效。』

張荀鶴還捏造證據，指責陳三立貪贓受賄。幸得接替陳寶箴的新任湖南巡撫俞廉三據實一一辨證，誣陷未能得逞。

慈禧對湖南新政的改革成果更是鐵腕雷霆，她責令湖廣總督張之洞：

『湖南省城新設南學會、保衛局等名目，跡近植黨，應即一並裁撤。會中所有學約、界說、札記、答問等書，一律銷毀，以絕根株。著張之洞迅即遵照辦理。』

陳寶箴罷官後，回到江西，在南昌西山（今新建縣境內）下築『靖廬』棲身，生活慘淡淒涼。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卒然去世，終年69歲。

其死因《清史稿》未載，其子陳三立《先府君行狀》亦諱而不言。但我省知名學者宗九奇先生曾刊布過一條鮮為人知的材料，即近人戴明震先父遠傳翁在遺世的《文錄》手稿裡，有如下的記載：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6月26日，先嚴千總公（名閎炯）率兵弁從巡撫松壽馳往西山峴廬宣太後密旨，賜陳寶箴自盡。寶箴北面匍匐受詔，即自縊。巡撫令取其喉骨，奏報太後。』

至此，這位被光緒帝稱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最終也未能逃脫那拉氏的魔掌。

如同義寧陳氏一家三代的學術思想，是近現代中國一宗極為重要的學術思想財富，義寧陳氏一家三代——陳寶箴先生（1831－1900年）罹難於戊戌政變，伯嚴三立先生（1853－1937年）在當『七七事變』爆發後，懮憤成疾，拒不進食，拒不服藥，以身殉國；陳寅恪先生（1890－1969年）死於『文化大革命』，他們不僅與近現代中國之悲劇命運息息相關，而且都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國身通一、文化托命的品格。

胡思敬，江西宜豐人，字瘦篁，晚號退廬，寓居南昌。清光緒年間先後做過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

胡思敬一生著述頗豐，有《退廬文集》、《退廬詩集》、《戊戌履霜錄》、《九朝新語》、《國聞備乘》等。後一部書，是在京都十年的從政生涯中，他利用『趨職之暇，時有所紀』的成果，其中『見而知之者十之七八』，不啻於一部現場的目擊現實，其史料價值顯然為一般的野乘稗史所無法比擬。

要感受維新中堅們那救亡圖存的強烈懮患，盛倡革故鼎新的戰斗激情，後人們應該去看看浙江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廣東人梁啟超的《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湖南人譚嗣同的《仁學》，福建人嚴復的《原強》……而想要了解與此同時的守舊派又尤其是保守官僚們，對於戊戌變法的不滿與攻擊，後人則必須看看胡思敬的《國聞備乘》———

盛宣懷辦洋務三十餘年，電報、輪船、礦山皆歸掌握，攬東南利權，奔走效用者遍下，官至尚書，資產過千萬，亦可謂長袖善舞矣。

本朝最重科目……江西人嫁女，以予秀纔。吉安土俗，非士族婦人不敢躡紅繡絲履，否則嘩然訕笑，以為越亂。新翰林乞假南歸，所至鼓吹歡迎，斂財帛相贐，千裡不?糧……今不然矣。諸生焚棄筆硯，輾轉謀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貲，俗名『張羅』，商賈皆避匿不見。科舉廢，學堂興，朝局大變，蓋不獨江西為然也。

凡文士輕率浮躁，好為大言，建奇策，欲以功名自見，用之不慎，皆足以誤國殃民，其失職無聊者尤可懼也。陳寶箴以信用梁啟超而敗，翁同和以信用張謇、文廷式而敗……當新政盛行，各督、撫奉承新事，奔走急急不暇，其實皆三五少年狡獪之技。天下興亡，不亡於長槍大劍，而亡於三寸毛錐。吁，可怪矣！近世倡革命者，恆借君主專制一言為口實，其實誣也。總管太監李蓮英有養子四人，曰福恆、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戶、兵、刑、工部候補，亟請於孝宗謀實授。一日，刑部尚書葛寶華入見，孝欽以福海托之，寶華曰：『與以小烏布則可，補缺當遵部例，臣何敢專？』孝欽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魯伯陽進四萬金於珍妃，珍妃言於德宗，遂簡放上海道。江督劉坤一知其事，伯陽蒞任不一月，即刻罷之。是用人之權，君主不能專也……孝欽初興園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後入諫，幾罷者數矣。李鴻章等雖善迎合，不能不借海軍報效之名，掩飾國人耳目。是用財之權，君主亦不能專也……

從譏諷盛杏蓀辦洋務，到痛惜科目盛景不再，從抨擊朝臣延攬不當，到不厭其詳辯君主專制之誣……舉凡那些令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虎虎生氣的日子，對胡思敬來說，都像是有條繩索勒在了他的脖子上。他的又一部《戊戌履霜錄》，書名便滿透著沁骨的寒氣。這絕對是個沒有摻水的原裝漢人，可也絕對是個清腐朽王朝的鐵杆保皇派。

1912年6月，胡思敬不避勞苦，東行上海，借用寓居上海的遺老們舉行名曰『五角會』的聚餐飲酒的形式，在愚園舉行了一次有較大規模的前朝遺老聚會。經過事先的串聯和准備，各地的復闢分子趨之若鶩，紛至沓來。見諸記載的有：從廣州來的梁鼎芬、秦樹聲、左紹佐、麥孟華；從福州來的陳衍；從蘇州來的朱祖謀；從南京來的李瑞清、樊增祥、楊鍾羲；從廣東來的何天柱；從江西來的胡思敬、楊增犖、梅光遠、熊亦園；從四川來的胡鐵華、胡孝先；從北京來的趙熙、陳曾壽、吳慶坻；以及本來就寓居於上海的鄭孝胥、沈曾植、李岳瑞等26人。

他們從全國各地趕赴上海，當然不是僅僅為了聚餐飲酒，而是胸懷著共同的政治目的，有胡思敬的追憶為證：『今日之亂，古所未有；今日避亂之方，亦古所未聞。諸子愴念故物，緬懷舊京，於斯，粥於斯，即當歌哭於斯，使四鄰聞之，知中國尚有人在也。』

他所謂的『使四鄰聞之』，即是指他們這批人的亡國之音、復闢之志，得通過制造具有國際影響的重大事件而傳去海外，以贏得德、日等國的支持。

胡思敬還做過一首七絕《詠雪》，將他對民主與共和的敵視表露無遺，詩雲：『茫茫一片無昏暗，沒盡田園掩盡關；看汝飛揚能幾日，朝曦隱隱露西山。』他用旋飄旋溶的雪花比喻和詛咒剛剛破曉的中華民國，而把隱居『西山』的復闢分子比作古代隱居首陽山的伯夷、叔齊，以期『重見天日』。

民國成立後，一直『歲出游無定止』、與蜷伏於各地的圖謀復闢人物暗中聯系的他，深得江西同鄉張勛的賞識，在『辯帥』終於穿起一身蟒袍的日子裡，他被授予副左都御史，可未等到上任，復闢已經成泡影……

1922年，胡思敬遷居南昌，是年4月30日病逝，終年53歲。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號芸閣，晚年自稱純常子，江西萍鄉縣人。

他出生於官宦之家，祖父文成，清嘉慶舉人，襲騎都尉世職。文廷式小時讀書一目十行，卻過目不忘，人們視之為『神童』。十五歲學詞，後參加科舉，接連獲勝。1890年，獲榜眼，即殿試第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授職翰林院編修。再過四年，又得甲午狀元，昇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兼日講起居注官，並任光緒帝寵妃珍妃的業師。

從此，文廷式『文譽噪京師，名公卿爭欲與之納交』，人稱『纔子』，與福山王懿榮、南通張謇、常熟曾之撰共稱為『四大公車』，他們都是當時的社會顯要名流。

就在文廷式當上狀元的同年，即1894年，19歲的珍嬪被冊封為貴妃。從13歲入宮起，珍妃目睹光緒帝親政6年來一直在慈禧太後的陰影下生活，思想上受制，行動上被限，內心極度的苦悶與煩惱。珍妃千方百計地寬慰夫君，有時陪他下棋，有時伴他讀書，有時還『扮作男子，黑亮的頭發，後垂大辮子，戴上頭品頂戴，三眼花翎，身穿袍子馬褂，足蹬朝靴，腰系絲帶，居然是一位少年似的差官。與光緒共食共飲，共玩共樂』，這對於心情一直陰郁的光緒帝，無疑是吹來一股清新的風，給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歡樂。光緒也視她為紅顏知己和得力助手，許多事上與她商議，充分聽取她的意見。

這一年又爆發甲午戰爭，後黨『一力主和』，帝黨堅決主戰。光緒的師傅翁同和、珍妃的老師文廷式，都屬『帝黨』的中堅。文廷式邀集翰林院同僚36人聯名奏本，反對投降賣國，力主對日作戰，並參劾北洋大臣李鴻章不積極應戰，要求罷斥其職。接著，他又針對西太後耗費巨資籌辦萬行慶典，再度上奏要求停辦『點景』，移作軍費，以利對外戰爭。

珍妃深受老師的影響，亦堅定不移地站在帝黨的立場上，並說服光緒克服重重困難，終於下令對日

宣戰。

戰爭開始後，朝內的氣氛十分緊張，慈禧太後卻若無其事地躲在頤和園聽戲取樂，投其所好的王公大臣也都忙著為她辦來六十壽禮，心思都不在抵御外敵上。慈禧在看京劇《哪吒鬧海》時，太監李蓮英兩次驚報前方戰事失利，珍妃親眼見慈禧傾耳不聞，仍癡醉於戲樂中，她一時忍無可忍，不禁雙膝跪在慈禧面前：『奴婢有幾句話，冒死稟告太後：國難當頭，太後應以社稷為重，縮小祝壽規模，減小慶典開支，發布懿旨，動員朝廷官員、全國民眾，齊心協力戰勝倭寇，萬民將會齊頌太後功德。』珍妃的強諫使慈禧不得不有所收斂，在慶典開支中壓縮出300萬兩白銀，這些白銀暫解了軍費的燃眉之急。四年後，在維新運動的一百天裡，珍妃自始至終都充當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光緒帝不便同維新黨人隨時接觸，珍妃便通過親信太監將秘事告知其弟志銳，再由志銳設法轉達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從而保障了光緒帝同康有為之間的及時溝通……

甲午戰爭失敗後，馬關議和的不平等條約於1895年5月初傳到了北京，朝野為之震驚。這年8月，為了改革現狀，挽救國家危亡，文廷式在北京發起組織『強學會』。以開風氣，變法圖強。著名維新派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加入該會，並成為主要分子。『強學會』在當時是一個有重大影響的政治組織，『每十日集會一次，每次有人演說』，講『中國自強之學』，為變法維新、改革圖強大造輿論。後來，強學會勢力不斷發展，在上海、湖南等地設強學會分會，又在廣州設萬木草堂，在廣西設聖學會等等。通過組織宣傳，使維新運動走向高潮。

文廷式極大地觸怒了後黨與『主和派』，早在1898年8月戊戌政變之前，慈禧就已將文廷式革職，永不錄用，驅逐出宮。政變後不久，8月13日，慈禧發下諭旨：『江西巡撫並江蘇、湖北督撫密拿文廷式解京。』隨後又有拿獲就地正法的密旨，此時文廷式潛逃在湖南，一個在湘的江西人彭銘恭為邀功買賞，將老鄉出賣，報告給當時尚未去職的陳寶箴。後者卻惺惺惜惺惺，一方面假意捕人，一方面叫兒子陳三立先行派人通消息，令其逃匿。後來日本人出面保護文廷式，致使慈禧捕殺他的計劃竹籃打水……

戊戌政變一年多之後，慈禧何以還要對已經給予革職、永不敘用處分的陳寶箴另下密旨賜死？劉夢溪先生認為導致慈禧這一凶殘動機的，是與陳寶箴放跑了她極為痛恨的文廷式有關。

雖有光緒帝的寵愛，珍妃也不能幸免於難，慈禧將珍妃的哥哥志銳貶職，派往遠離京城的烏裡雅臺。之後，又令人將珍妃拉到東間房內，扒掉衣服，打得不省人事。慈禧還不解氣，又強令光緒將她連降三級，貶為『貴人』。維新運動失敗後，光緒被慈禧囚禁於瀛臺，珍妃也被打入冷宮，嚴錮在皇宮東北角景祺閣後面的小院內。衣食極為惡劣，蓬頭垢面，虱蚤滿身，形同乞丐，十分淒慘。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不顧國難民危，挾光緒倉皇西逃。臨行前，她親自命李蓮英等將珍妃推入院內的一口井中。珍妃喝令太監不准靠近自己，她徑直走到井邊，縱身投井而死。時年25歲。

這一年3月，一直躲在日本避難的文廷式回到上海。『鐵無可鑄神州錯，寒不能灰烈士心。』這一年，他又參加了『自立會』（原為維新派唐纔常等人組織的『正氣會』，後改名『自立會』，容任會長，嚴復任副會長）。自立會建立自立軍，准備在長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文廷式希望光緒帝東山再起，變法圖強，振興中華。不幸，自立軍發難失敗，其理想成為泡影。

此後，他客居上海，日趨潦倒。1904年8月，文廷式在萍鄉老家花廟前去世，終年49歲。

文廷式不僅是晚清的一位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維新派政治家，而且還是一名滿腹經綸的學者，被譽為『晚清學者開派標宗者』、『江南纔子』。專長歷史，日本學者曾聘請他編修日本國史。且能詩工詞，詞學蘇軾、辛棄疾，有慨嘆時政之作。此外，哲學、政治、經濟、語言和自然科學等，也無不涉及。遺著有《文道希先生遺詩》、《雲起軒詞鈔》、《純常子枝語》、《補晉書藝文志》、《聞塵偶記》等。所著五六十種，達一百餘卷之多。

大約用八個字可以概括中國近代的對外開放與江西的沈寂，這便是———星火成炬，堅冰故我。

1895年8月，強學會成立於北京，又在上海成立分會，『此會所辦之事情為五大端：一譯東西文書籍，二刊布新報，三開大圖書館，四設博物儀器館，五建立政治學校。我國之有協會、有學社，自此始也。』（梁啟超《戊戌政變記》）

也是在8月，在北京創辦了《萬國公報》，康梁等人親自撰文，每日報紙印發一兩千份，分送於公卿官宦。隨後，有嚴復在天津辦出《國聞報》，黃式憲、梁啟超等人在上海辦出《時務報》，一時風靡海內，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時報》既出後，聞風興起者，各省志士爭醵資，合群以講新學，大率不出強學會宗旨之五大端。』（同上）

此後兩年內，各省私立之學會、學堂、報館等，分布於北京三，陝西一，上海九，江蘇二，浙江一，福建一，湖南十四，湖北一，廣東十一，廣西二，海外四，共計四十九個。也就是說，它們在江西的周邊地區佔到了二十八個，超過總數的一半還強。

與此同時，江西境內大抵是平靜的，幾近方外的一座只聞梵音的古剎。這平靜還異常執著，猶如在炎炎赤道線上一群身穿厚厚的獸皮、我行我素走著的愛斯基摩人。與宋明兩代在諸多領域開學風之先和執牛耳者相反，江西在清朝滅亡之前，沒有出過一張類似《時務報》、《國聞報》、《蘇報》這樣傳播維新思想的報紙，沒有出過一本類似《海國圖志》、《西學東漸記》、《時務論》、《盛世危言》這樣介紹、研究西方與西學的書籍。和以上當時產生了巨大反響的著作一樣，陳熾的《庸書》、《續富國策》，在外省區一再脫銷，多次重版，文化人紛紛以捧讀為快事，在本省卻不能出版。本省有些什麼人呢？不見陳熾這般的發憤長嘯之人，也不見陳寶箴這般埋頭做新政的人物，官員與士紳圈子裡放眼一遍，多的是守缺抱殘、詆噪維新的井鳴之蛙……

1862年（同治元年）3月17日，在南昌本是春雨如簾、春風如酥的日子，城中心的東湖在往日恍若一尾雪鷺銀鷗，靜靜地棲息在桃紅柳綠的百花洲畔。這一天卻變了，變得像這個城市一百零四年後8月底9月初的那些『炮打司令部』的日子，手摸一把過去，滿街的空氣都在發燙……

這一天，街頭巷尾貼滿了由湖南傳過來的驅逐法國天主教士的檄文，退下來的前翰林院檢討夏廷?，還有正在家休養的在籍甘肅按察史劉於潯等人，按捺住自己一顆狂跳的心，一晝夜便將這檄文翻印出來幾萬張。大街上腳步如潮，人聲鼎沸，有跟著看熱鬧的市民，有一張張年輕而又漲紅似塊新鮮豬肝的面孔，多操持著外鄉的口音，他們是正來省趕考的各府縣的生童。莘莘學子們先到筷子巷天主教育嬰公所，要求進去查驗女嬰，他們懷疑這些胸前掛著十字架的洋人，出於何種居心要去揀來、買來那些奄奄一口氣的女嬰？當有人在教堂附近撿到油膏一塊、銅管一根、屍骨一包時，這懷疑便有鐵打的結論了：油膏是熬煉嬰兒的精血而成，幾寸長的銅管用來勾取嬰兒的眼睛，那屍骨更是從魔鬼的嘴裡吐出來。於是，人們的憤怒與韌性，絕對也是鐵打的了，『萬眾同心，群相附和』，先後搗毀了幾十間教會房屋和由教徒開設的義和酒店、合大鹽店，內裡的貨物、用具一並砸爛……

接下來幾天，南昌郊區和鄰近各縣均發生搗毀教堂和教徒財產的事件。南昌街頭遍是匿名揭帖，題為《撲滅異端邪教公啟》，內稱：『倘該國教士膽敢來江西蠱惑，我等居民，數十百萬，振臂一呼，同聲相應。鋤頭扁擔盡作利兵，白叟黃童悉成勁旅，務將該邪教斬除淨盡，不留遺孽。』又對中國教徒，一經發現，號召『不必稟官，公開處死，以為不敬祖宗，甘心從逆者戒……』時任江西巡撫的沈葆楨是林則徐的女婿，又是林則徐的外甥，本人雖具有維新思想，卻也受大勢裹脅，不但對此毫無鉗制，竟也在江西士紳一邊，堅持反對洋教的活動。

有學者指出：『近代江西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反洋教斗爭特別激烈。江西並不是傳教士活動最嚴重的省份，卻成為教案最突出的地區，教案發生次數之多，規模之大，居全國之首。』（萬振凡《近代贛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1862年的南昌教案是全國各地爆發最早的教案之一，在贛地則由此發端，至民國初年，共發生與教會的衝突、斗爭三百多起。

我想，贛地較之沿海教案頻繁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後者在被傳教之外，大抵都是通商口岸，不會是互惠互利，但做著轉手生意，當地人總有錢可賺。而且在西風美雨的長期漂染下，那目光大概便會變得無所謂起來，信教就信教吧，不過就是在佛道兩家外再加了一宗。可在贛地，一度有個口岸九江，以1890年為例，這一年它的港口貿易總值，低於江對岸漢口的六分之一，甚至低於鎮江的三分之一。在通商十分有限、空氣中罕見地聽到錢幣悅耳的叮當聲的情況下，被大大凸現了的便只有傳教。

近讀《傳教士與中國科學》一書（曹增文著宗教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在許多國人印象裡，清末來中國的那批傳教士大多只有負面作為。這本書卻以大量事實，展示了我國近代的文化層面、社會層面的諸多變化都是他們帶來的，從學校教育、學科結構到精神病院、育嬰堂、孤兒院的建立，可以說隨傳教士走進中國的西方文明奠定了近代中國社會服務體系的基礎。

對於一個歷史事件、某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幾十年裡霧裡看花，或者乾脆放在哈哈鏡裡，任意誇張、縮小與變形，我們已經見得不少。在中國，有些事情的結論，真要等到百年以後纔能塵埃落定，對傳教士的評價便是一例。

但在當年，絕非如此———教會深入城鎮和鄉村後，因一些教士抱有的殖民心態，為急速擴大教會的勢力和影響，去圈佔土地，延攬訴訟，縱容與包庇少數為非作歹的中國教民……這一切，無不與官府的權力、地方士紳的威儀發生嚴重的衝突；

更要命的是，從手工業工人、菜農到店員、小商人等社會各界的同仇敵愾廣泛參與中，可以發現，好像一塊燒得通紅的鐵塊被扔進了清水裡，歷次教案中都嘶嘶噴濺著兩種文化的衝突———堅定地信奉老祖宗那『男女授受不親』的人們，在打量著教堂那高聳的尖頂、透過彩色玻璃難以看清裡面的窗戶，平日裡總禁衛森嚴，即使是做禮拜之日非教徒也進不去的院門，而又偏偏有男男女女的教民，絡繹不絕或者三三兩兩地進出，人們的臉上便多少會掛上類似夢遺後的那種曖昧之色：他們在幽深的教堂裡乾些什麼呢，如果說是懺悔，一個女子怎麼能夠和一個非親非故的男子單獨呆在一處呢？人們的鼻子便嗅到在初夏教堂院子裡飄來的勃勃的廣玉蘭香氣中，還摻和有一股下流的氣味……

官員們則不會這般形而下，猶如總去樹枝高處承接風露的蟬，一對警策的眼睛總站在政治上看問題，正如時任江西巡撫的劉坤一所說：

通商不過耗我物產精華，行教則足以變我之人心風俗……（齊魯書社《反洋教書文揭帖選》）

近代以來，中國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近代化進程，靠的是一種非制度力量的推動，這力量大抵表現於西方文明的影響，和受其充分濡染的紳商階層對於陳舊的王朝政治、經濟體制的改良與腐蝕。贛地既不處於沿海口岸，雖位於贛北的九江一度對外通商，其偏低的貿易份額卻不足引美雨歐風進窺江西腹地；而紳商階層又未能瓜熟蒂落，雖也有一些鼓吹江西工業化的有識之士匆匆來去，如文廷式在原籍萍鄉集股合資，打算采用新式機器開采煤礦，結果全縣士子張貼揭帖，群起攻訐，只能胎死腹中……於是，當周邊各省均以極大的熱情擁抱工業化之時，江西與工業化的擦肩而過，就是必然的了。

如新式煤礦全國共開辦16座，其中在湖北有四座，安徽有兩座，江蘇有一座。新式金屬礦全國共開辦23座，其中湖北四座，安徽、福建、廣東各一座。從曾國藩引進西方技術與設備，在安徽建立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所軍工企業——安慶軍械所之後，各地紛紛仿效，全國共有軍工企業21個，其中江蘇、廣東各三個，上海、福建各兩個，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各一個。惟獨擁有煤、銅、鎢等豐富礦產資源的江西，直到20世紀初纔出現了第一個稱得上是近代工礦企業的萍鄉煤礦，而且還附屬於盛宣懷的『漢冶萍股份公司』。

有學者粗略地查閱了清代道、咸、同、光四朝江西巡撫們的奏議，從中發現：『除了有關鎮壓會黨、如何征稅等之外，幾乎沒有一個人通盤考慮過如何適應全國的形勢，發展江西的工商業。光緒八年，鄰省工商業正在蓬勃發展，這時江西地方政府卻向光緒上奏，反對江西發展工商，提出江西的田賦漕糧「歷朝重視，實為國計之根，而大小可為緩急之序……」認為田賦漕糧應是江西的頭等大事，提出要「合官民之力為之」。其他如辦企業、發展工商等只不過是「其小而緩者」，認為只要「鳩民力治之」就可以了。光緒接奏後「詳加批閱」，認為可行，從此就定下了江西近代經濟發展的基調。』（萬振凡《近代贛文化的衰落及其原因》）

倘若九泉下有知，陳熾、黃爵滋、陳寶箴、文廷式等這些曾以眼光和氣節驚動過神州的贛地先賢，大約會一起跑到贛地那廣袤的紅色丘陵上，向著蒼天發出一次《離騷》式的天問：

蒼天啊，似目如止水的高僧一樣，你到底念出了些什麼樣的偈語，為何周邊地區都在火山爆發般崛起一片片『呼嘯山莊』的時候，江西卻多半還在儒家文化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義、以及道德倫理法則中老持成重，樂不思蜀？

大概由此後，江西就淪落成了另一種意味的『搖籃』———

《走進晚清》專題已展示的晚清近十位贛籍官員，雖然他們中有些人蒙後世景仰，有些人為後人所唾棄，但他們能夠被歷史記載下來的作為，由他們引發或經歷的幾乎貫穿中國近代史迤邐血脈的那麼多著名事件，大抵上都是在他們走出贛地之後發生的。這標志著中國近代以來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的濃墨華彩，都漸行漸遠地離開了贛地。在幾分無奈與幾分蕭索中，江西僅成了一個為人纔的早期成長提供服務的『搖籃』，與此同時，贛文化日益處於一種被擠壓被邊緣的可有可無狀態，而這正是江西在眾多的歷史隱痛中最大的隱痛……

晚清的幾十年裡，江西的山水間貌似相對平靜，其實卻在周邊強大季風的擠壓下，也在歷史與現實的冷暖氣流的交匯下，蠕動著巨大的不安。而當代史上江西好多年來在中國經濟、文化格局中的窘困與尷尬，至少在晚清時就已存在。

時下，贛地許多思想者與弄潮者的焦灼與懮慮，本質上仍是在繼續求解那張已有百年歷史、頁面泛黃了的試卷；

今天，四千餘萬江西人民所有的奮發與追求，其實都是為著永遠結束那離騷式的天問，讓贛地先賢們站在九天之上看著這塊終於攪動起來的土地，臉上能有欣慰的微笑……